简介：公诉证据是公诉机关决定是否将案件提起公诉是所掌握的尺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有着诸多明显的局限,应通过立法予以改进和完善.

简介：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单薄的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时所用的证据标准存在差异,提起公诉的证据审查更严格于批准逮捕时的证据标准,因而很难避免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出现。这类诉讼风险发生在合理的限度内就是正常现象,国家应从立法上建立相关的制度来应对此类合理诉讼风险的出现。

简介：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定了以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判断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设立之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非法方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的判断标准并不能够满足该制度之目的与要求，应当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自白规则为要素、人权保障为主线，综合进行。

简介：本文考察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探讨了诉讼中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标准的差异和各自特点；结合对诉讼证据特征的分析，参考有关仲裁实践与规则制定，归纳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标准的自有特征，借以对理解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及完善我国涉外仲裁证据规则有所助益。

简介：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简介：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简介：刑诉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作了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正确理解起诉的证据标准，首先要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比较。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从表面看两法条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从表述上基本一致，检察机关的证据标准应该等同于审判的证据标准，我们的目的就是将被告人交付法庭审判，如果我们掌握的标准不同于法院的标准，证据就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缺少证据的事实也不能够被法庭认可，因此，检察机关的诉求就不会被法庭支持。然而这种标准使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过于慎重，担心可能在适用相同的标准却作出与审判机关不一致的“错误”的决定，

简介：【裁判要旨】在有数天提押未送还监室的线索印证被告人的刑讯逼供辩解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但不出庭作证，且不能提供该时间段内的同步录像，结合审前供述前后矛盾、同案犯审前供述相互矛盾的情况，可判断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对证据的关联性应根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无关联性则无证明力。

简介：中国民诉证据种类是在借鉴前苏联有关理论基础上建构的，其现有划分民诉证据种类的标准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而只有从证据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方可建构科学合理的民诉证据种类划分标准。鉴于证据的本质是信息，而信息又需借助于载体表现出来．为此中国民诉证据种类之划分应以证据载体为基准。

简介：2009年6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刑事证据的认定标准与错案预防”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司法机关的人士共70多人围绕法官认证与刑事错案、证据规则与刑事错案、证明标准与刑事错案以及证据立法与刑事错案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简介：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简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创新地对“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反映出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进步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若干规定》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论证，以探讨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选择，以探讨其实践层面上的应对性，以期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进行理论与实践双重视

简介：贿赂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辩解未必导致合理的怀疑。法院应当视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履行程度而定,根据证据法上经验规则审查来判断辩解的可信度。定罪须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案件总体结论上的唯一性,而并非要求所有的犯罪构成要素均达到准确无疑问。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将提升贿赂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明力,更有利于法院综合判断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沉默权制度与犯罪率、追诉率、定罪率无必然因果关系,沉默权是讯问法治化的标志之一,制定刚性规则来为侦查机关划定合法与违法讯问的界限,更有利于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转型。在贿赂犯罪等特定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设置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不仅可以减缓公诉机关、法院的司法证明风险,也促使贿赂犯罪被告人慎重权衡是否认罪认罚从宽。

简介：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批复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该批复的合理性遭到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质疑。今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重新设置了音像证据资料的合法性标准,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其他音像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件民事案件,采纳了当事人提供的私自录音资料作为关键证据。

简介：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简介：与数字证据相关的概念很多，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定差异，从提出概念的出发点、载体、表现形式、研究范围等角度分析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等概念的差异，并进一步提出对数字证据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简介：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都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政证据又称行政执法证据或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法院在诉讼中为正确审理行政案件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显然，这是有联系、同时又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证据。两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的区别则主要表现为运用证据的主体、阶段。目的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正确理解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更好地运用证据，尤其是对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和当

简介：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日显重要。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特殊介质上用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信息,它不同于传统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和国外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分析。

简介：一、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下证据适用存在的问题1．排除非法证据标准不同的问题。《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标准和情形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检法机关处于不同的诉讼地位，在运用标准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标准的不同会产生两种情形，一是应当排除的证据而不排除，如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死刑证据规定》）中规定：物证、书证应当是原件原物，使用副本、复制件、照片、录像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特征、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简介：传闻证据与传来证据造两个概念来自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两者在外延、诉讼证明活动中所处之地位以及各自所被关注的证据属性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差别的背後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与职权主义诉讼构造的分野。具体而言，这种差别与封法庭审判的重视程度、裁判者的身份以及诉讼证明的真实观有关，语词上的区别只是表象。当前的证据立法中，可以考虑引入这些特定的法律用语，但更重要的是在立法中把握语词背后的法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