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始末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呈现当时台州地方政治的运作情况,借此来探讨南宋时期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经过对朱熹六篇奏状的细致排比和辨析,本文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既有他与唐仲友在治理地方策略上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针对当时地方官府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加以批评的考虑,是对唐仲友集团发起挑战。进一步,本文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朱熹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最终唐仲友虽然被罢免,朱熹也黯然辞去浙东提举一职。
简介:新县高级中学始建于1941年,是信阳市重点高中之一。学校位于新县城关,西大山下,小潢河边,景色秀美,环境怡人。学校占地面积约70亩,实验室、电教室、语音室、微机房、闭路电视系统等设备齐全,教学手段完善配套。全校现有23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00余人,教职工117人。六十年风雨历程,六十年创业发展,新县高中为国育才,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恢复高考以来,学校共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2500余名合格新生,为社会培养了7000多名高素质的劳动者。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教育质量大幅提高学校确立了“以教学为中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导思想,全体教师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教学质量跃居信
简介: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前身为北京市私立大中公学,创办于1924年,首任校长蔡元培,董事长李石曾,1952年9月正式更名。学校于1994年7月和2004年9月分别在鼓楼东大街草场胡同和交道口北二条设立分校,现任校长高宇军。二十二中是六年制完全中学,现有初中27个班,高中18个班,1000余名学生,教职工200多人,占地约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外廊相连,别具特色。鲁迅先生、著名作家谢冰莹曾任高中新文艺学科教员、
简介:在2008年1月28日举行的泰国国会下议院会议上,泰国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顺达卫当选为新一届多党联合政府总理,他也是该国第二十五任总理。素有泰国政坛"铁嘴"之称的沙马是泰国政坛具有传奇色彩的"常青树"。他从上世纪60年代末进入泰国政坛,曾先后担任多届政府的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副总理等内阁要职,2000年至2003年间还曾任曼谷市市长。让众多分析人士甚至连他本人都感到有点意外的是,现年七十三岁的沙马居然会在他即将从政坛"金盆洗手"之际,实现了他多年的总理梦想。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泰国国情以及那位令许多泰国人又爱又恨的前总理他信说起。
简介: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简介:在中华民国统治权的来源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官僚派有过激烈交锋,反映了两股政治势力围绕中华民国政权正当性问题的斗争。孙中山认为民国的统治权是人民创建的,而袁世凯则认为他对民国的统治权是因袭了清朝的君权。有关民国政权正当性的这两种理论反映了中华民国特殊的建国过程,而人民创建论无疑是当时的主流理论,其核心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不过人民主权论在把人民奉为主人的同时,还面临如何把人民变回被统治者的问题。民初政治思想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权与统治权分开,更多地从财产权的角度去理解主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卢梭与洛克的人民主权论。但是民初的人民主权只是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人民不仅不能亲自行使主权,一度代替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也被迫解散。
简介:《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简介:抗战进入中后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日益臃肿,金融经济日见衰颓,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大公报》对此不仅有所察觉,而且颇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它不仅将这方面的现象彻底揭露,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治理的良策。揭露丑恶 毫不讳言早在1940年,《大公报》就开始对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披露,在1940年8月20日《大公报》重庆版上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的社评中就说:“说到这政治清明性,我们实在有点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文章指出,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反之,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却太多了”,“要求他们‘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