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进入中后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日益臃肿,金融经济日见衰颓,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大公报》对此不仅有所察觉,而且颇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它不仅将这方面的现象彻底揭露,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治理的良策。揭露丑恶 毫不讳言早在1940年,《大公报》就开始对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披露,在1940年8月20日《大公报》重庆版上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的社评中就说:“说到这政治清明性,我们实在有点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文章指出,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反之,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却太多了”,“要求他们‘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不容易的;
新文化史料
200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