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立法与民间规范存在内在关联。立法是民间规范实现向国家法律转变的机制，而民间规范则为立法提供材料来源和合理性支持。区域立法作为一种新型立法模式，它与民间规范更是存在契合之处，具体表现为二者共同具有地方性属性、对经验的强调，以及反映或体现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民众的社会心理等。区域立法过程中，民间规范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它可以为区域立法提供直接的规则材料来源、矫正区域立法的合理性以及为区域立法的正当性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等。但是，民间规范在区域立法过程中并非都会发挥积极作用，区域立法应该秉持科学的态度对民间规范有所取舍。

简介：<正>犯罪事件的特定关联论是刑事侦察学理论上的一个新课题,它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本质属性,其本身的运动受这种本质属性的支配和制约.犯罪,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每件具体的犯罪事件中都有影响犯罪事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固有因素.从刑事侦察学的理论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犯罪事件的特定关联性是指:存在于犯罪事件之中的固有的内在规律性,具体体现在犯罪事件中人、事、物三者和他们的互相联系中.这种犯罪事件的特定关联性在刑事案件中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

简介：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大学教育管理制度、教师素质以及社会大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可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教师素质等方法来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

简介：对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人员伤害的国际审判确立了人权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从法理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法体系的各实体部门，也影响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法体系，标志着现代法治社会由机构“权力本位”转向个人“权利本体”。类似于战争伤害的人权追诉。由艾滋病引发的大量生命和财产侵害也成为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司法客体，而被追诉的侵权主体往往是那些负有防控艾滋病毒、救治艾滋病患者、保障艾滋病关联者权利的责任权力机构。艾滋病关联群体是指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易被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社交、教育、婚姻、家庭、从政、隐私及名誉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中国关涉艾滋病的侵权在农民工、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中比较突出。借鉴现代国际社会和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转变政府职能、保障人权包括艾滋病关联者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人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简介：众所周知，分析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分析性”，这揭示了其与当代的重要哲学派别——分析哲学有着某种“基因”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杨日然的“现代分析哲学对于法理学之影响”，马汉宝的“牛津哲学对法学之影响”，谌洪果的“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以及高国栋的“分析法学的日常语言分析转向——哈特新分析法学基本理念研究”。

简介：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简介：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来,为扫除经济社会中残余的黑社会势力,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勾连的企业成为打击重点。对"关联性企业"的含义和类型作出界定、对"关联性企业财产"中"涉黑"要素的认定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关联性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关联性企业为涉黑组织生存、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门性财产;专门性财产应用于犯罪组织或组织犯罪活动所需。最后,依法确立关联性企业"涉黑"财产的二元分类处置模式。

简介：近年来,源于德国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中存在不少的争议与误解。＂直接关联性＂是德国法院从多个判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从＂直接关联性＂出发,德国学界发展出风险关联性理论、轻率关联性理论、基础犯罪的保护目的关联性理论等学说。在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中引进直接关联性理论,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体系性的思维方式,并将其融入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如此才能既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合理地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简介：本文尝试将法律模型论的方法引入电子商务法律理论研究工作之中，提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的概念，并对构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作了初步论述。希望这种尝试能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准备有所裨益，进而有助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步伐。

简介：

简介：随着我国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关联企业的控制公司利用从属公司法人外壳操纵其经济活动，通过无偿调拨资产、转移利润等方法肆意进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的经济秩序。而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何实现对关联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和缺失。因此，通过对民事执行程序的立法完善是实现保护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必要途径

简介：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益理论确实可以成为实质刑法观的理论基础，但是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性比较复杂，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提示的那样一一对应。就持有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立场的学者而言，他们其实并非可以简单地归入实质刑法观立场；而主张改革完善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部分学者，反而坚持实质刑法观立场。在中国语境下，实质刑法观面临的风险与批评，主要根源就在于作为实质刑法观理论基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太过强大的解释功能，且实质解释论的功能表现包括了保障人权的正面功能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负面功能的两面，呈现出矛盾属性。为了防范风险，不但需要发展实质刑法观，而且需要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单面的实质刑法观或者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主张通过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质犯罪论的限制与实质司法解释权的限制，以有效防范开放的实质刑法观可能存在的侵蚀人权保障机能的风险，因而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最理想的选择。

简介：寄附型网络赌博是依附于合法网络游戏进行赌博。寄附型网络赌博的存在使得必须对对局型网络游戏进行区分,对于参加游戏的人员,如果没有以虚拟货币现实货币化为目的,则属于娱乐性质,在此情形虚拟货币只具有娱乐功能,该行为不构成赌博。但如果游戏参与人对局的目的是为了将所赢得的虚拟货币向货币转化,具有经济获利目的,则虚拟货币转化成赌博筹码,其行为构成赌博行为。对于用虚拟货币赌博的犯罪数额,应按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对诈骗虚拟货币犯罪数额应为从营运商购买虚拟货币剩余净值加上流通过程中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进行计算。从加大打击网络＂银商＂的角度出发,对＂银商＂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宜进行扩张性解释,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网络犯罪背景下要求共犯正犯化、单独化,对于提供犯罪工具的帮助人员可单独定罪处罚,在网络赌博中如果一方缺乏网络赌博的合意,可仅处罚非法变现为目的的游戏对局者。

简介：近代司法官考试制度创始于清末，发展于北京政府，成熟于南京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成一符合本国国情、设计合理、构置精当的制度，从而使得民国时期的司法官选任基本上做到有章可循，规范清晰。本文试图从制度的创立宗旨、参考资格、考试内容、形式、录取和培训等方面对民国前期司法官考试制度的模型设计及其运作作一描述和分析，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当前司法考试制度的思考。

简介：通过对中外电子交易立法的研究，综合出了电子交易的法律模型框图。指出了电子交易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某些概念作了更清晰的阐述，提出了对电子交易特点的看法，归纳了电子交易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探讨了电子交易安全与技术发展、社会环境因素的关系。

简介：本文对“知识产权是基本人权”的观点提出质疑，分析讨论国际人权文书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规定和有关国家宪法文本中关于人权与知识产权的表述。本文研究其中所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认定《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所规定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作为文化权利的）对知识财产的人权，它不同于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

简介：管制无疑在某方面是对天赋自由的一种侵害,但当少数人的天赋自由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安全时,这种自由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制.立法者为防止"火灾"向银行传播而建立一系列"墙"正是对天赋自由进行合理限制的表现之一.[1]--亚当·斯密

简介：2002年11月，四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超重纽约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指控麦当劳蓄意隐瞒了食品的危害性，也没有明显地告知食品的营养构成，导致他们发生了肥胖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相关疾病。这是美国首例以造成超重为由将食品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件。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罗伯特·斯维特在2003年1月作出判决。他说：“如果顾客知道（或理当知道）吃麦当劳对健康的潜在不良影响，如果他们仍然选择沉溺于麦当劳超大型的产品，那么他们不能责怪麦当劳。”

简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为准;二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三是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所获利润为认定标准。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种认定标准在价值评判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从刑事法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之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涵盖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量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