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未成年人刑事辩护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措施之一没有受到如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及审判活动同等的关注与重视。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也未形成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这一独特领域的深入研究与成熟实践。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征提炼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特殊需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及评析,并对既有理论和相关实践作进一步的反思,旨在引发对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关注和思考。

简介：当代未成年人监护发生了重大变革,儿童保护的观念已经取代传统的父母支配。父母监护仍然是最基本的形式,但应当辅之以社会监护、国家监护作为补充。我国的监护理念和监护制度尚有不足。应当确立建立父母监护与第三人监护的二分结构,进一步廓清监护权的边界,充实监护权的内涵,尤其应明确规定交往权,规范受托照料人的权利义务,完善监护监督并确立对监护权行使过程中常态化的国家支持。

简介：我国立法机关以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特定的立法对象,根据其特殊的身心特点来调整其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维护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未成年人专门立法,起始于1987年6月2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该地方性法规填补了我国未成年人法律领域的空白,开创了未成年人专门立法之先河，在我国未成年人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简介：1987年6月20日,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后更名为《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开启了上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时代。经过30年的发展,上海未保法律和未保工作深入人心,可以说社会风气已成,童稚皆可言说。在《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回顾这30年的发展历程,展望上海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工作的未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简介：网络暴力游戏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并且成为引发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安装不完善，网络游戏恐怖程度逐渐上升但网络游戏分级制度却未能确立，网络游戏中的金钱依赖占有很大比例。在网络暴力游戏的治理对策上，可以从加强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监管、加强政府部门对于防沉迷系统和网络实名制的落实、加强技术保护等方面予以开展。

简介：随着社会的进步,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逐年攀升,如何开展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以减少犯罪率,已然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研究领域的重点。传统以监禁为主的矫正体制之弊端日益暴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对未成年人矫正模式以及矫正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此文章从现有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依然存在的不足之处出发,以未成年人的特点为基础,提出自己的意见。

简介：网络色情信息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对普通学校未成年人、未成年犯及其家长与老师大量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色情信息的内容、途径、接触后的心理反应及处理方式等问题，了解网络色情信息对未成年人在学习、心理、道德品质及性犯罪方面的危害，分析网络色情信息泛滥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社会、家庭与未成年人自身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治理对策。

简介：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中,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凭借其对家庭亲子关系的破坏性干预,成为了极为特殊的制度举措,既不宜随意实施,也不能运行缺位,而要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涉及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核心现象,那就是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长期处于沉睡或者半休眠的状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作用,提供了较为适当的理论源泉,借此能够审视现有实践表象背后的制度逻辑。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其特殊性,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经过多年探索,C市Y区人民检察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和未成年人社会化保护措施,但受区域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情况、帮教专业化程度、配套衔接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破解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应当打造未保专业化队伍,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延伸未成年人检察职能。

简介：近年来,海南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以及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总量的比例持续下降,未成年人犯罪多发高发的势头得到根本遏制,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结合有关情况可预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海南省未成年人犯罪控制态势将继续维持＂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与全国平均值相比,海南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占刑事犯罪总量的比例仍相对较高,还需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提升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成效。

简介：非犯罪化处理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保护的最佳途径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实体处理和程序处理的发展时期,在现阶段实体层面难有实质突破的情况下,完善程序层面相关制度设置尤为重要。就司法程序而言,在三机关非犯罪处理推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检察机关守好＂逮捕＂与＂起诉＂这两道关口。然而,当前有关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过于重权力配置,轻权利救济。故此,着重构建并完善援助律师辩护的有效和救济机制、检察官中立客观审查的保障机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是提高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质量的核心。

简介：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如何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是一种法律事实,封存是对该事实的程序性处理,不能因此而否定对行为性质的实体认定及其处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内容和范围,对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及其处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视为未成年人具有＂隐私＂性质的事项,体现的是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维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利益,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披露或者被利用。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查询,应当符合刑事司法办案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且不得与封存目的相冲突。从刑法解释角度分析,犯罪记录封存与犯罪记录消灭本质不同,不能混同。司法实践,基于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同理解而作出自矛盾的判例,暴露出该制度的弊端,而需要接轨国际条约,借鉴域外制度,建立中国化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及其消灭制度。

简介：我国大陆地区主要通过行政干预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性质团伙化、暴力化以及低龄化的现象表明行政干预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台湾地区以司法干预为主对不良行为进行干预,将具有不良行为且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界定为少年虞犯,通过设置多样化的干预措施以及配备专门的观护人员矫正不良行为,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梳理台湾地区少年虞犯的立法与实践,分析大陆地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干预模式之不足,从实体法以及程序法两方面对司法干预的构建提出建议。

简介：主持人按语：近年来，在我国，互联网在未成年人中普及率较高，上网已成为未成年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未成年人处于易接受新事物、创造力丰富的年龄段，更是处于价值观逐渐形成时期，自我控制和鉴别能力相对较弱，未成年人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在网络空间中，不良信息的泛滥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建立健康明朗的网络空间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开展了“网络不良信息与未成年人保护”课题研究。

简介：对网络色情、暴力游戏等不良信息的监管涉及到言论自由、隐私权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博弈，重视言论自由的美国、欧盟主要依赖分级制度来达到行业自律、提升社会文化的目的，韩国、新加坡则更多地依赖国家制定法律，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因素来限制言论自由。因此，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需要具体考量每个国家的政府监管模式、法律文化、国民思维等。

简介：2013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并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考察帮教问题＂,日益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帮教制度,成为国家司法实践层面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考察帮教问题进行了探讨。

简介：鄂西C县是集老、少、山、穷、库于一体的民族县。通过调查走访与数据分析,可见C县未成年人犯罪状况总体处于有效稳控中,同时呈现出低龄化、农村籍、暴力化等人身特点与触犯罪名集中、财产类犯罪居首、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增加等罪行特征。有鉴于此,司法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法治教育形式,普及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联动校园等社会力量,构建协同防治网;强化事前危机干预与事后心理救助机制;重新解读和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此外,分别面向各司法机关提出了探索热点警务模式、加强检察职能宣传以及突出审判预防功能等建议,或可有助于C县及类似区县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

简介：未成年人观护制度作为非监禁性的社区处遇办法,是社区犯罪矫治的重要一环。台湾地区观护工作开展较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大陆近年来逐渐使用＂观护＂一词代替长期以来使用的＂帮教＂,各地也积极开展富有特色的未成年人观护实践,但是尚未从法律上确立观护制度。在大陆各地的未成年人观护实践中,北京市海淀区未成年人检察处探索的＂4＋1＋N＂少年检察模式颇具代表性,以其为典型观察对象,与台湾地区现有的观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大陆今后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借鉴。

简介：主持人按语：1987年6月20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建设的开始。三十余年来,我国初步构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以专题的形式回顾《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制定的过程及实施三十年的经验得失，有助于推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的进一步完善。

简介：本文追溯未成年人刑责减免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当代实践、困境及化解之道。首先,自周代已降中国一贯采取＂德主刑辅＂的社会控制。其中,青少年刑罚减免原则便是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表现之一。传统时代青少年越轨者虽可减免国之罚,但不免于乡治之＂礼法＂。其次,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一方面,基层空心化甚至暴力化导致价值失范与教化缺位,另一方面,提前身体成熟的青少年往往不得教养而趋暴力化。若不顾当前价值失范期教化缺失的实情,却继续听任青少年犯罪者仅凭年幼而几近无条件免于处罚,无异于养虎遗患。当然,也需谨防不教而诛。最后,化解之道在于：从人性流品不齐与教化重建看,宜教与罚并行不悖;差异对待,先教而后罚,加强家庭、学校的教化与社区纠错功能等;不迷信教化万能,对不可教化者待之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