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指舜通过“任贤授能”的执政方式使他自己达到了一种“优游自逸”的状态。孔子之言重在赞叹舜的执政才能，而非对舜治国原则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点《左传》、《国语》中的诸多事例足以证明。因此，“无为而治”是孔子对舜执政风格的一种独特体悟，随后成为儒家的一种治道理想，但它并非春秋知识界的普遍看法，与《老子》哲学中的“无为而治”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同时，历史传说中的“垂拱之治”或“垂衣裳之治”出现甚晚，不能当做“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源。如果我们把《老子》的“无为”思想追溯至舜的“无为而治”，至少忽略了孔子言说舜“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

简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十年前，面对着网上万人签名要求取消中医，中医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的一些朋友们，与热爱中医和中国文化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样，心情都很不平静，感到很受压抑。他们在一起商量：应该怎么应对？我们怎样发声？

简介：天下观是儒家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表达。唐虞之际、殷周之间的圣哲叙事凸显了儒家“有天下而不与”的天下观。尧、舜、禹之有天下，泰伯、文王、武王之让天下，都是为了“天下治”，其表征就是“至德”。这样的天下观，正是君子投身社会洪流的权力取向，即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简介：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孟子对家与国地位问题的看法。并且这也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是孟子仁先义后、家先国后理论的必然结果。孟子的基本观点反映出了家与国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不全面的。

简介：<正>中国逻辑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我国逻辑学界对此似有定论。目前已经出版的几本有影响的中国逻辑史专著都认为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春秋末年郑国的邓析。笔者认为,邓析开创中国逻辑史的观点与史实不符,因为邓析的逻辑思想远没有孔子丰富,邓析对中国古代逻辑学发展的影响也远不及孔子,且邓析比孔子小6岁,由是观之,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应属孔子。本文拟从逻辑思想的产生、"正名"理论的提出和《论语》中的逻辑思想三个方面来论证孔子在中国逻辑发展史上开创者的地位,并对"邓析开创中国逻辑史"的几条主要论据作一些分析。

简介：

简介：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以“简易”解释《易传》中的“易简”,埋没了其深蕴奥义。易、简其实分别是乾、坤最根本的特性,易主要体现于时间维度,指乾的健而动和变化不居的势用,简主要表现于空间维度,指坤的顺而静和贞固赋形的势用。由于乾、坤构成易道的核心,因此把握了易、简便可从根本上得天下之理。在熊十力、金岳霖和叔本华、尼采等中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内核中,均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宇宙与人生中包含的乾易、坤简的二元对立。

简介：本文利用科技文本挖掘和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对中国哲学学科学术期刊《中国哲学史》在2002年至2017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作者合著分析、机构一地区网络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得到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热点包括：现代新儒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儒释道三家思想研究、古文献文本研究等。短期内将继续保持这些研究热点，其中现代新儒学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是尤为重要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处于上升阶段。

简介：柏拉图主要在三个文本中讨论“知识”和“信念”的关系，这就是《美诺》、《泰阿泰德》和《理想国》。《美诺》和《泰阿泰德》的讨论比较接近，《理想国》中的讨论似乎与前两个文本形成明显的冲突。《美诺》和《泰阿泰德》似乎认为信念与知识是可兼容的，知识概念蕴含了信念概念，这种主张称为“兼容论”。

简介：对《周易·师·彖》“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此句之关键在一“毒”字。王弼注云：“毒犹役也。”孔颖达疏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占又何咎矣’者，毒犹役也，若用此诸德使役天下之众，人必从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责乎？”朱熹曰：“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高亨先生更是博引清代训诂学家的说法，释之曰：

简介：《论语》一书中有不少章节因缺失语境，导致理解困难。新出的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论语·公冶长》篇“或日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语境的恢复，对于深入理解《论语》此章的含义很有帮助。

简介：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是由历代”君子”所承担的。然而何谓“君子”，本文依据《论语》拟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包括“君子”的世界、“君子”的意义、“君子”的困惑及“君子”的本质四个方面。目的在于澄清“君子”的原始形态，为进一步探求传统文化的特征及与现代文化之关系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简介：多数学者相信,天是儒学的神圣性价值之源.郝伯特·芬格莱特一书提出一个独特观点,中孔子并不重视天,却特别重视礼,礼具有神圣价值.本文同意芬格莱特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中礼观念的神圣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这个历史情境与春秋中后期贵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夷狄入侵的压力有关.

简介：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代表了沙龙发展史上的高峰。这些沙龙的创办者主要是犹太女性，她们把早期浪漫主义关于“自我教化”的观念内在化，追求展现个性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由于传统犹太宗教教育不足和受到浪漫主义宗教观影响等原因，她们走上改宗之路，试图以同化为代价融入主流社会。但这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并推动了以种族和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反犹主义的发展。这些犹太妇女所经历的自我解放、团体忠诚、社会接受之间的冲突，她们所开始的同化，以及她们的心路历程，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将被几代德国犹太人一一重温，开日后德国犹太社团融入德国社会彻底失败的先声。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文化遗产的继承,在阶级社会中有很大的狭隘性,因为它只有符合统治阶级利益时才继承。真正的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继承,只有在阶级消灭了的社会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吸收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列宁),不能忽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清理和广泛继承。孔子思想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但历史局限性,使它不可能不包含着封建性的因素。因此,继承这份遗产,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即用“三分法”进行剖析和清理:凡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者少数人利益的必须批判、抛弃;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远见智慧或者其萌芽的,要认真清理,使之“古为今用”;凡保有生命力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则应积极继承和发扬。既反对吞吞吐吐,含混其词的态度,也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态度。

简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简介：对结果导向的批评可谓国内绩效管理研究的一个特色,其理由涉及价值取向、可行性、公平性、片面性等。基于结果导向的准确内涵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本文对这些理由做出回应和反诘。结果导向原则不仅理论上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是矫正实践偏差及其负面后果的现实需要。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