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　推进基础教育科学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学术年会
　　
　　中国教育学会第21次全国学术年会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2008年11月8－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旨在全面、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基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深入研讨如何坚持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作致辞性讲话，概括改革开放30年的教育成就，分析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问题。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郭振有、郭永福，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绪培，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韩绍祥、张民生、叶澜、唐盛昌、副秘书长马建华，以及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徐一超出席会议，部分会长在会上做了发言。
　　由杭州市教育局承办的这次会议，吸引来自高校、各地教育学会、科研单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分中小学代表共计200余人与会，大家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基础教育领域课程与教学改革、校长的时代使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广泛交流和深入研讨。
　　
　　一、坚持正确教育质量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努力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课程教学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课程教学改革普遍展开，使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回望世界各国近一二十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之路，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徐辉教授从课程管理、课程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内容和课程资源六个方面分析了共同性的趋势和动向：一是建立国家课程标准，统一中小学课程质量要求；二是大力提倡课程设置综合化，适度减少分科课程，普遍用“学习领域”代替了“学科”的概念；三是调整培养目标，使新一代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四是积极变革教学方式，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五是课程内容进一步关注学生经验，反映社会、科技最新进展，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要；六是拓展传统的教材观，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我们必须把握课程领域在国际上的这些共同性趋势，更要结合本国(本土)和当地实际，将“国际接轨”与继承、改造自身传统结合起来，才是我们创造充满活力、富有实践价值的新课程的必由之路。
　　教育质量观决定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来自基层学校的三位校长重点讨论了教育质量观和学校教育改革问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学校长唐昌盛从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定位教学质量观。这种质量观要着眼于为学生奠定良好的科技知识与外语、人文基础，培养批判性思维、坚韧的意志品质等，在广阔的视野基础上引导学生逐渐产生某些专业领域方面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与正确探究的方法。为此，学校课程建设体现高选择性和现代性；教学改革体现高立意、高思辨、高互动；加强研究性学习和科学实验。
　　山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杨素珍认为：一流的学校应该有一流的质量，一流的质量是基于每一个学生，基于每一个学生的有效成长，基于学校服务于学生可持续发展资源与智慧的有效整合与展示。为此，学校要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学校要做“沃土”，为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沃土；要做课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统一搭建平台；要做特色，为学生的自主发展寻找载体。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认为，中国智慧的素质教育应该是教育质量的有效载体和动力源泉。他认为，课程教学改革一定要切合素质教育的现实诉求，要以素质教育的核心追求为道。作为当前素质教育推进的一个现实诉求就是营造实施素质教育的文化机制。这里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动力源的高水平培植问题。基层学校要成为素质教育活水源头，价值认同、智慧博弈、原生原创都是比较好的行动选择。要有道德力量的有效介入，让爱、仁爱、真爱成为学校核心符号，使师生相信规律，相信教育，相信正义。二是要有一定的规则性。使学校承诺于老百姓、承诺于学生、承诺于社会的教育，更加令人信服。三是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要打造民主集体，使学校的基本制度，能够更好地切合于学校老师的高水平发展之中；打造绿色组织，使多元、互动成为学校的绿色符号，同时学校也要有相应的绿色行为；注重核心技术，通过做好课程、课堂、课题这三篇文章，使学校能够形成课程、课堂、课题的“三课”联动。
　　与会者在研讨中，提出下面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一，教育改革一定要进入学校，直面真问题，化解真问题。在学校层面，当前受三个问题的困扰：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之势；教师的课堂教学仍然停留在接受性的传统定势中；学校仍然停留在高考至上的境况中。
　　第二，教育改革一定要依托教师，锁定课堂，决战课堂。当前学校课堂存在三种值得警觉的现象：边缘化，课堂在学校的管理核心中开始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空谈化，课堂有华美的形式，却缺乏内在的精神；机械化，反复的操练在异化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生命的成长质量。

　　第三，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教学改革，核心要聚焦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目前，课程教学改革可谓轰轰烈烈，但课堂教学如何有效唤起、保持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形成有效的认知建构，并通过建构使学生解决同类型的问题以及真正建立起学生的“主体地位”，任重而道远。
　　
　　二、当代校长要承担起文化使命与价值领导
　　
　　校长作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人物，当代校长的价值使命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李政涛副教授认为，就是基于生命自觉的意识，培育生命自觉和创新自觉之人，实现文化使命。为此，他建议，校长应自觉成为学校文化的思想者、实践者、管理者；校长要自觉明确自己学校的魂在哪里?核心价值观在哪里?校长要有对核心价值的具体渗透和转化意识与能力；校长要给予教师丰富的精神生活；校长应自觉对学校运行机制进行重建；校长要自觉实现学校文化的重心下移。重点关注学校中层组织文化建设，尤其是教研组文化建设；校长要自觉关注领导团队的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则从校长价值领导的角度，分析了校长管理和领导行为。在比较了先进校长和一般校长之间的区别后，对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是有效的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认为校长要从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这种传统的套路中走出来，要看到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因素，不能把学校管理看成是一个纯粹的行政管理行为，或是企业管理行为。学校管理和学校领导最核心的是价值领导，即用高尚。正确、积极、共识性的价值观念来影响、改变、整合学校成员个人化的、功利性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从而形成学校生活的基本价值原则、共同的价值愿景，促进学校每一个师生员工对学校组织价值的认同，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学校教育缺少这种价值创造的冲动，原因是校长在实施领导行为的时候，价值领导意识、价值领导能力这方面还有待提高。 三、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服务职能
　　
　　与会者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上，首先从民办教育发展的角度，结合宁波市在民办教育发展上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探讨了民办教育发展新的政策思路和措施。在中观层面上，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案例，探讨了区域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从建立服务型政府、改善公共管理方面来探讨政府的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办学体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给公办教育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和参考。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沈剑光介绍了宁波市在民办教育发展上的制度创新：政府对民办教育经济资助的制度；在民办教育中从事工作的教师的养老保险制度；民办教育税收优惠制度；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民办教育风险的防范制度；学校资产档案监管制度；改制学校规范运行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经费补助制度。他强调要推进民办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需要着重关注和解决好政策供给、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财务监管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与会者认为，宁波市在发展民办教育上的制度创新实践为当地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解决目前民办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思路。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在浦东新一轮开发开放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背景下，努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先试，勇破瓶颈，不断争创发展的新优势，探索发展的新空间。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处处长赵连根介绍了浦东新区在这方面的实践和思考。他认为：公共教育提供方式应从单一的政府提供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共同提供。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具有基本、普惠的特点，社会提供的公共教育具有多元、选择的特点。浦东新区探索教育“管办评联动”机制，就是在教育领域努力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小政府”，服务“大社会”，逐步建立新型的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中介优质服务”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在此期间，政府教育行政管理也应从纵向垂直的封闭型转向横向扁平的开放型。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公共管理，建设服务性政府。建设高水平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标志。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提出高水平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包括：关注民生，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科学发展，满足人口新的发展趋势对教育公共服务的需求；转变职能，有步骤地建立参与互动的公共教育决策机制；统筹协调，形成多元竞争的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创新制度，探索建立高效透明的教育公共服务评价与监督机制；拓宽视野，促进教育公共资源开放、融入服务全社会机制的形成。

　　
　　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始终把握正确的价值目标和指导原则
　　
　　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大家在讨论中，把现代学校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五句话20字，即：自主办学、民主管理、文化引领、教学多样、个性发展。
　　自主办学主要明确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在建立和完善服务型教育局方面做了两件事，即加强教育规划和评估管理。在教育规划方面重在设计了程序和制订政策。在评估方面，主要是从终端评估或者说结果评估转变为管理过程的评估，这种评估角度的转换，关注到了学校管理的效能。因此，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为学校自主办学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中提出民主管理，符合现代学校管理理念和管理者价值诉求。在基层学校中，通过从文化的传承到文化创新，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建设一种反映时代主流文化特征的现代学校文化，是现代学校发展的重要追求。教学多样化，就是要提倡和促进教师创新教学，形成特色教学风格，并提供制度保障。个性发展，这是现代学校制度价值追求的核心，体现了现代学校从塑造学生走向发展学生理念。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田慧生认为，研究基础教育阶段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首先要明确所应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即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优化教育秩序，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学校效能，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充分、全面、终身发展和允许有差异地发展，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这也是设计现代学校制度时所应遵循的基本的指导原则。
　　田慧生提出，现代学校制度要保障四个具体目标：学生的充分、全面、终身发展和允许有差异地发展；校长、教职工的专业化发展；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学校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为保证现代学校制度目标的实现，应建立五种机制：一是决策机制。应先建立或完善三种二级组织：第一种：教职工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大会闭会期间的教育工会；第二种：班级、年级和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教学班较少时，可只设班一级和校一级的家长委员会)；第三种：学生会或学生委员会。二是管理责任机制。对学校日常管理系统各岗位的任职人员，均应有任职的明确条件。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均可竞聘各岗位。各岗位均应有具体、明确、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岗位责任制》。三是监督制衡机制。监督制衡机制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树立民主决策、依法依规管理、主动接受监督制衡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第二个方面，要建立健全监督制衡的各种组织；第三个方面，要设计、颁布实施、修订有关民主监督、相互制衡的法律、规章。四是参与合作机制。通过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而逐步形成的参与、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激励、引导教职工、高年级学生、学生家长、社区人士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管理；第二个方面，在推动教育事业和社区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学校与社区、家庭密切合作，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对方。五是平等竞争机制。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在校内形成健康的平等竞争机制，包括岗位的竞聘、评先选优、职称评定等；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在同一社区内的同一个学段的学校之间形成健康的平等竞争机制。
　　与会者在讨论中达成这样的共识，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把握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朝着促进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方向发展；要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尽可能充分、平等、有秩序、成本较低、优质的教育服务，要为社会大众获得这种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平等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