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研究以东部典型入境口岸城市上海为研究对象,以市场调查资料为数据来源,从节点、方向及路径三个角度研究上海市入境旅游流的路径转移扩散规律。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海作为入境1:7岸的入境旅游流扩散人次排前十的节点城市依次为:北京、西安、杭州、成都、南京、桂林、广州、昆明、苏州、深圳;按照旅游流扩散方向可将入境旅游流扩散方向分为四类:北向、南向、西北向和西南向,并在每个方向上分别归纳出4条扩散路径,其中上海→北京→西安这→路径人数比例最高,上海→成都→西安→北京次之,上海→西安→北京处于第三位;同时研究显示,入境旅游流的扩散存在着路径依赖及路径依赖锁定现象。
简介:利用百度在线地图和统计面板数据构建物流热度数据和物流热度关联指数,以此探究河南省物流业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地级市尺度上,经测算2005-2015年间物流业重心及其移动距离,发现河南省物流业经历了豫东平稳发展、豫西快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以郑州为核心区带状集聚分布。②县级尺度上,河南省物流业呈现以郑州为发展核心以陇海铁路沿线为发展主轴的“点-轴”空间格局,“点-轴”区域之间存在较弱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即区域内部空间关联程度偏弱。最后,结合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环境、政策制度导向分析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并从优化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建议,为物流业的顶层设计和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简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中心性模型和结构洞模型基础上,对河南省9个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的节点结构特征和整体结构特征进行了相应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河南省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网络节点间共有44对旅游流联系,每个重点旅游城市平均与其他4.89个旅游城市间存在着旅游流的集聚和扩散联系,同时在旅游网络中承担8.25次中介者的角色;其次,郑州处于河南省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的核心地位,洛阳位居次核心,其余重点城市地位较低,处于入境旅游网络结构的边缘;最后,河南省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的整体网络密度较高,但明显存在着不均衡性,不同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简介:福柯研究对西方地理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国内地理学界对福柯的引进和讨论不多。本文基于福柯对权力关系和不正常的人的研究,以异端空间的生产为切入点,归纳了异端空间与权力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其中,权力主要通过特殊化、风险化和知识化取得干预的合法性,而又通过监视、照料或隔离等手段确保对异端的治理。应用谱系学方法,本文总结了四个异端空间生产的原型,并通过将这四个原型应用于一系列中国日常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展示了异端空间生产对理解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知识一权力与空间生产过程的相辅相成。最后,讨论了异端空间生产的分析对于扩展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视角和研究话题的重要性。
简介:纵观城市发展,水在城市系统中具有特殊性,对城市肌理生长与城市整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水与城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挑战。从水网肌理延伸促进水城肌理共构和城市建筑呼应滨水营造两个层面出以,解读水城共构的滨水空间整合策略。一方面从水城共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从三个维度分析水城肌理共构的营造特点及其意义;另一方面立足城市局部与整体的互动,指出城市建筑呼应水体的轴线和界面,对城市整合、城市文脉传承、城市意象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在滨水城市中,以水为核心的空间整合,对城市结构营造及肌理生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有助于建立起不同性质、功能、特色的区域的整合,推动传统滨水体系的复兴。
简介:过剩通勤是衡量城市居民职住空间组织和通勤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快速工业化城市中山市为例,采用2012年中山市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中山市职住空间平衡与过剩通勤状况。通过线性规划模型计算发现,中山市居民的通勤距离、过剩通勤率(E)、通勤容量(Cu)使用率均普遍小于国内大城市和西方城市。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中山市的通勤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过剩通勤各项指标与户籍、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有显著的相关性。表现为家庭收入越高,过剩通勤率相对较高。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行政办公人员通勤效率较低,而产业工人通勤效率较高。非本市户籍人口通勤效率高于本市户籍人口。
简介:生态移民过程是各种空间要素在迁入区地域范围内重新组合与再结构化过程。理论上,这种区域空间重构过程客观存在空间冲突及生态风险。旱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系统开展该类型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突发危机状态下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科学方案。本文以宁夏红寺堡生态扶贫移民安置区为例,采用该区域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五期遥感影像,通过构建空间冲突模型,测算空间冲突水平,探测了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及其主导因素与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在1995-2015午生态移民大规模集中安置过程中,红寺堡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指数均值呈前高后低的特点,分别为0.617、0.625、0.454、0.476和0.459,属可控范围,生态风险程度较低,其中稳定可控区的面积比例增加2.1倍。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的水域、林地、耕地、草地的空间冲突程度较低,而未利用地、沙地和建设用地的空间冲突程度相对较高。地理探测显示,该地区的景观脆弱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指数、斑块凝聚度指数、聚合度指数和斑块密度指数是影响区域空间冲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