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巴勒斯坦人把最近爆发的与以色列军警的大规模冲突称为“阿克萨清真寺起义”。一波接一波的愤怒的石块招来了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武器还击，双方在许多场合还交了火。截止11月中旬死伤已多达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这场事端的导火线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视察了圣殿山。并踏入了阿克萨清真寺．从而激起了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以扔石块方式奋起抗议，使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

简介：巴基斯坦的政治伊斯兰有温和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两个层次。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常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有时共生共荣，有时却各自为战。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精神和物质上依赖于国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它在沟通阿拉伯地区与中亚内陆方面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简介：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它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加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文化战略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艺术.那么,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有何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又是如何确立和实施它的文化战略,使其为美国对外政策目标服务的呢?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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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