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十九世纪,中国大地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变动,中国各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外交往的主力军是传教士和商人,基于商人沟通交流的需要,从而产生了“洋泾浜”英语,而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新教,这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以便向中国民众传播福音,他们翻译西方文献、编写字典,甚至在马六甲建立语言学校。
简介:十九世纪中期苏州“大小户”问题的形成肇源于漕运费用增加、漕粮包揽、买荒等几种不同的原因,在时人的观念中,“大小户”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区别,更主要是对一类赋税弊端的归纳,因此“大小户”并不一定指向政治身份或经济身份的差异。“大小户”问题的出现至迟不晚于道光五年,导致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漕运成本与州县陋规推高了业户的总税收负担,其后业户中拥有政治资源与较强经济能力的群体以“买荒”的方式规避税收附加费。在“大小户”结构之下的地方社会中,大户收益的不断扩大得益于州县官愿意让渡自己的经济收益,如果大户与州县官不能维持一种利益均衡,社会矛盾就可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对“大小户”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天平天国战争前后江南地域的社会矛盾。
简介:以"十九世纪音乐"的指称来取代"浪漫(主义)音乐"实际上给予音乐史学者对这个时代音乐现象、语境、特征、潮流等问题言说的更宽阔的论域和学术空间。"浪漫主义"作为一种音乐风格而存在,它的艺术独特性和在西方音乐史上的"时代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音乐史实。强调"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音乐史上的密切关系和特殊意义,正是为了从深层上理解从"古典"到"浪漫"的连续性。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音乐进程表明:"古典"与"浪漫"这两个对当代音乐生活影响最大的"音乐时代"形成了极为紧密而特殊的艺术关联,以"经典"认知为导向的"传统"建构及其艺术演变的张力成为贯通"古典"与"浪漫"之音乐命脉的基准与核心能量。
简介:19世纪国际法学的核心思维结构是“非政治”的实证主义。通过检视该时期国际法学文本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可以清晰地考察出这种思维结构的特征。界定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是否拥有“国际法共同体”身份资格的“文明”标准,事实上是不清晰的。随着实证主义思维的渐趋得势,对于鸦片战争本身合法性的探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不平等条约合法性的判别,仅限于依据契约法的形式规则,而忽略了国际间武力关系不对等的残酷现实。“文明”标准的晦暗不清,并未阻止这一话语本身被国际政治现实所利用,而日本则是这方面的最杰出学生。由于拒绝思考“政治”议题,国际法学对19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等国的扩张非但不能限制,反而在事实上予以默认。在对学科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新时代国际法学家有必要对自身的方法论保持警醒,并更负责任地投入到“政治”议题中去。
简介:<正>十九世纪中叶,正当印度支那半岛上两个强大的国家——越南和暹罗为争夺对邻国的宗主权而明争暗斗、乃至兵戎相见时,西方殖民主义出现在东南亚地区。法国殖民者继在越南刚刚立下足之后,立即把其侵略的触角伸向半岛更深的腹地,首先是柬埔寨。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法国殖民者的东来,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第二帝国对的法国,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和交易所投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大银行家要求扩大投资场所,工业巨头则力图寻求新的市场。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拿破仑第三积极进行对外扩张。从1854年起,第二帝国差不多年年都在进行侵略战争。占领越南,窥视柬埔寨,便是这种侵略活动的必然结果。柬埔寨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使法国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