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 要:为考察大学生AI态度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采用了AI态度量表、负性情绪量表、创造力量表、学业拖延量表,对98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AI态度和负性情绪呈负相关关系,即大学生对AI的态度越积极,学生的负性情绪就会越低。(2)AI态度和创造力呈正相关,即大学生AI态度的使用越积极,创造力就会越高。(3)创造力和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即大学生创造力越高,负性情绪也会越高。(4)AI态度可以通过创造力对负性情绪产生间接的影响(中介作用),即大学生对AI态度呈积极状态,其创造力水平也就越高,负性情绪也会随之提高。(5)学业拖延在AI态度预测创造力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即当大学生学业拖延程度越高时,即使AI态度越积极,对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也是有限的。(6)学业拖延在创造力预测负性情绪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即当大学生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时,创造力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也就会越高。(7)当大学生AI态度较差的时候,学业拖延能显著的负向预测负性情绪。即当AI态度越好的大学生,学业拖延情况越少,则负性情绪越少。研究对深入理解大学生负性情绪产生的复杂成因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在AI时代,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干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简介:摘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不仅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的不适,也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恐惧。本研究旨在探讨(a)压力后果在COVID-19恐惧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b)性别在压力后果与网络攻击行为的间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2358名中国大学生(年龄=19.68岁,SD = 1.446)完成了对COVID-19的恐惧、应激后果、网络攻击行为的测量。结果:对COVID-19的恐惧与网络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中介分析表明压力后果部分介导了这种关联。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进一步发现,性别对压力后果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讨论与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对COVID-19的恐惧与压力后果呈正相关,而压力后果又与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相关。然而,性别调节了压力后果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这种影响,这表明男性在面对高压力后果时比女性有更多的网络攻击行为。
简介:使用大学生羞怯量表、交往焦虑量表以及职业决策困难量表测查了207名大学生,探讨羞怯、社交焦虑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羞怯程度与社交焦虑及职业决策困难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职业决策困难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在羞怯与缺乏准备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当社交焦虑进入回归方程时,羞怯对缺乏准备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0.131,t=1.464,p>0.05);社交焦虑在羞怯与职业信息探索困难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当社交焦虑进入到回归方程中,羞怯对职业信息探索困难的预测系数从0.347降至0.216,(t=2.548,p<0.05);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社交焦虑是羞怯与职业决策困难关系间的中介变量。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羞怯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来影响职业决策困难。
简介:为了考察依恋与自尊对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检验自尊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者采用自尊量表、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和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对68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依恋对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具体影响机制,并设计出一种可以分析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该结构方程模型其实是检验潜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科学统计分析方法。由模型分析可知,学生的依恋程度越高、自尊水平越高,其学习自我效能感越强,说明依恋和自尊均能正向预测学习自我效能感,自尊在依恋与学习自我效能感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开展多样的心理健康课程,发挥团体辅导心理活动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亲子与同伴依恋关系,正确地做好自我评价。
简介:打开家庭背景影响学生发展的'黑箱',揭示家庭背景影响学生发展的过程机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实现教育公平,乃至促进代际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父母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及其中介作用。其中学生发展包含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两个方面,分别以认知能力测验标准分和学校适应性得分作为测量指标。研究发现,一方面,家庭背景、父母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都会对学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表现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父母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背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中扮演着中介作用,即存在'家庭背景-父母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学生非认知能力'这一路径,但是这一中介路径在对学生认知能力表现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家庭背景对子女发展除了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父母参与激励提升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水平来间接作用,而这种间接影响可能更隐蔽、持久。研究结论为重视家庭教育、强化父母教育参与提供了实证支持。
简介: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所收集的10~15岁青少年样本,本文考察了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城乡差异。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都通过父母参与这条路径间接作用于子女时自身的教育期望。分城乡来看,本文所关注的父母参与的两个维度——学业期待和日常关怀——有效解释了城市家庭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而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参与也部分解释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本文还对父母参与在城乡样本中差异化的中介作用给出了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