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这样一种变化,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渐渐地形成了许多层次,进而导致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用立法来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化问题必要且可行。利益衡量是这种立法协调的关键所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利益衡量,并严格按照立法协调的一般程序所进行的立法活动,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利益分化问题。

简介：我国农民由利益高度一致的整体分化为利益不同的多个阶展,导致了利益的分化、表达的不同偏好和效果差异.与农民利益表达有关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合法的表达渠道不畅通,代言组织缺失.农民利益表达法律机制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以农民利益同质性为预设前提,忽视了农民分化的影响.今后应当重点关注农民利益表达的法治机制,培育代言组织,分类建立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契合又适合不同阶居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法律机制.

简介：单一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所采取的忠诚折扣或返利，既是市场中常见的定价策略，也是竞争法中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Intel在1999—2009年期间，被指控针对六家下游公司（包括两家中国公司），采用忠诚返利销售政策，以限制AMD的竞争，并分别遭到了日本、韩国、欧盟和美国的不同执法。本文基于比较法视角，在对本案事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不同法域的司法裁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力求解释同一案件事实在不同分析框架下得到不同结果的原因，并对中国法上缺乏司法调整的现状，以及已有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执法风格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探讨。

简介：目次一、引言二、社会分化的三种类型三、阶层分化和国家宪法的兴起四、功能分化、去中心化和宪法危机五、子系统宪法的毛细化式侵入六、社会的自我保护和宪法保卫社会七、结语一、引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如是写道。每当社会到达一个转折的时代,那个时代就会集合最好和最坏的特征于一身。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功能分化为主的时代。这并不是说其他类型的社会分化已经失去重要性,而是相对于功能分化,其他类型的社会分化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内化在社会个体和社会子系统的

简介：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

简介：作为刑事冤案的法定救济途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呈现出司法实践运行与法律文本逻辑相背离的“二元分化”困境。从法律文本逻辑层面来看，无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还是案件当事人，均可基于原审生效裁判出现错误从而启动或者申请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救济遭受错误审判的受判决者。但是这种法律文本逻辑没有传递到司法实践当中，我国刑事冤案的救济已经陷入到“申诉难”、“纠错难”的实践难题当中。刑事冤案救济的“二元分化”困境是由我国职权主导的刑事再审启动模式偏离运行所致。为了破解这种“二元分化”困境，学术界和实务界分别出现了理想的诉权驱动模式改革方案和自发的综合审查模式改革方案。对于未来刑事冤案的救济路径，应当首先实现职权主导模式的内部性控制，而后借鉴、吸纳诉权驱动模式的有益经验，最后赋予申诉人对综合审查模式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