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相互保险作为国际上主要的保险组织形式之一,在全球保险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我国保监会要求相互保险组织应由具备良好信誉的主要发起会员发起设立,主要发起会员凭借其为组织筹措初始运营资金及完成其他设立事项而获得的便利条件在相互保险组织内占据控制性地位。由于相互保险组织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会员及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要求与主要发起会员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主要发起会员权利的适当限制是解决组织内权利冲突和利益失衡的有效方式。立法者和监管者应通过完善制度将主要发起会员的控制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简介：浅议中国古代泛刑主义的征表及成因杨庆堂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法系”曾一度辉煌过，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华法文化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不乏精华，但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封建性，总体上讲，它的内部机制是腐朽...

简介：现行法律把检察机关在减刑活动中置于事后监督地位,使得检察监督权力无法充分发挥。这个问题存在已久了,是制度建设上的问题,我们基层干部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以现代执法理念作指导,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检察权力去发现减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一线监所检察干部的视角探索实际对策,谋求解决方法,追求最佳法律效果。

简介：我国《物权法》并未要求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登记制度,目前学界多主张建立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制度,但这种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面临诸多障碍,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登记机构过多难以协调,动产种类丰富且不断增加以及缺少和监控技术有效联结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去中心理念的提出为对动产担保物权制度重构的技术支撑。区块链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动产担保登记,会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以及金融实务产生深远影响,带来动产的不动产化、资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物联网金融的发展。

简介：一、关于罪数的判定讨论连续犯与同种数罪必须先从罪数开始。罪数，是指一人所犯之罪的数量；区分罪数，也就是区分一罪与数罪。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合理量刑。关于区分罪数的标准，有“行为说”、“法益说”、“犯意说”、“构成要件说”、“个别化说”（主张不同的罪数种类采取不同的区分标准）。

简介：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来,为扫除经济社会中残余的黑社会势力,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勾连的企业成为打击重点。对"关联性企业"的含义和类型作出界定、对"关联性企业财产"中"涉黑"要素的认定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关联性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关联性企业为涉黑组织生存、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门性财产;专门性财产应用于犯罪组织或组织犯罪活动所需。最后,依法确立关联性企业"涉黑"财产的二元分类处置模式。

简介：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的国民待遇制度的立法主要涉及一般民事权利、投资权、对外贸易、税收、知识产权、法律诉讼等方面.目前我国的国民待遇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超国民"待遇、"次国民"待遇的存在.因此,我国一方面要淡化优惠,另一方面要减少限制,建立"对内、对外统一"的法律体系.

简介：现有刑法对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转化规定较为简单,加之聚众斗殴转化犯的理论认识仍然分歧众多,因而具体适用中的定性争议一直未曾中断。聚众斗殴转化中的“致人重伤、死亡”对象并不以本方成员为限,致使无辜第三者伤亡时的责任主体及罪名选择等问题仍需结合归责原则予以澄清。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司法认定应当立足于转化犯的内涵与条件限制,不能单纯以拟制条款予以简单对待,对“致人重伤、死亡”不同情形的责任归属及具体罪数需要细致剖析,合理化解司法适用中随意扩张或者滥用转化条款的现实弊端,真正回归到类似条款定罪量刑教义适用的理性路径上来。

简介：为了防止诉讼突袭，追求公平、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2002年先后两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民事证据交换制度。该制度自建构以来，在抑制证据突袭、提高庭审效率、促进案件调解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无疑，民事证据交换制度已经成为法庭审理前的核心制度。但是该制度自身规定空泛，亦无相关的法律予以确认，加之我国当前诉讼环境滞后，审前准备程序形同虚设，制约了该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笔者以司法实践为视角，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民事证据交换制度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建构设想，以期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进一步发展完善。

简介：《公司法》修订后,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获得强行法上的依据。公司社会责任承担之实际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救济的有效性。然而,当前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法官负担过于繁重使其对不确定的规则缺乏解释热情,而且,商业裁判素养的缺乏,也使得法官无法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弹性极强的案件作出裁断。目前亟需搭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避免公司社会责任沦为“企业办社会”、“政府摊派企业”之“正当性”基础。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由商务部等部门组织各行会或商会组织根据本行业实际情况,颁布《公司社会责任规范指引》,以利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妥为考量;最高人民法院亦可在《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发布一批事涉公司社会责任的典型案例,为下级法院提供事理上的逻辑支撑。

简介：互联网金融监管组织的科学构造是决定互联网金融监管合理性的关键要素，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目标的确定、监管手段的运用、监管工具的选择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传统的“统合监管”和“分业监管”等金融监管组织模式与互联网金融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非契合性。互联网金融运行的基本事实和风险的具体状态决定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必须是综合整体性监管和专业性监管相结合的复合型监管，必须是灵活、适应和富有弹性的回应型监管。以此为依据，建立由正式监管组织、行业协会和互联网平台构成的多中心监管组织，通过文化、资源、责任和技术等途径来构建监管组织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引入专家知识、强化监管队伍建设以提升监管组织的专业能力，实现互联网金融风险评估组织的独立运行，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组织设计中应该遵从的路径。

简介：目前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投资仲裁员的临时性、非专职性以及来源的多元性。投资仲裁员与律师身份重合所带来的利益冲突损害了仲裁员的公正性，当事人失去信任，从而进一步加剧正当性危机。身份冲突问题不宜通过笼统的禁止性规范预防，而应从个案着手解决。首先需要当事方与仲裁员对该问题给予重视和重新认识，进而将其纳入仲裁员披露范围，并充分、合理利用回避制度，确保实现仲裁员公正性这一最终目标。

简介：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探索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对策，对天津市青少年犯罪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及犯罪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预防和矫治的措施，使研究服务于民、服务于社会。

简介：<正>爆炸罪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时有发生。以新兴工业城市渡口市为例,几年来爆炸犯罪活动猖獗,犯罪分子胆大妄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威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已成为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危险因素。为此,我们对该市发生的这类犯罪活动进行了初步调查,主要情况是:危害及趋势近年来渡口市爆炸案件的发案率在四川省占第一位,而且逐年上升。据有关部门不

简介：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至法院判决前，一般需要4至5个月时间，有的长达8至12个月，在此期间，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如串供、同监教唆、亲友劝说、律师引诱、畏罪等等，为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变化，发生翻供、对抗司法机关的现象。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交待犯罪事实后，因某种原因而推翻原来供述的行

简介：<正>上述六个统计指标,其资料分别来源于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银行图表集》;联合国国际劳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所属时间是1983年。经过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犯罪率的高低受其历史的悠久,国民的富裕程度,人口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说法有待深入研究。统计分析指标显示:五种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都十分微小,理论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

简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已于2016年12月11日到期，引发关于中国是否能自动获认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是否能在反倾销确定正常价值时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的争议。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国做法并不存在必然联系。2016年之后，无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与否，《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a款都不能再视为适用替代国做法的法律依据。针对美欧坚持在第15条到期之后依然拒不放弃“替代国”做法，中国已将美欧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以敦促WTO成员方履行其条约义务。本文拟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到期及其解读，及可能出现的WTO进口成员国通过《反倾销协议》第2．2条中的“特殊市场状况”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做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简介：<正>公正是现代法律制度追求的最基本价值目标,是法律的精神实质。审判,作为法律适用形式之一,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和最彻底形式,它的公正性则是保持法律制度永恒生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刑事审判,一方面,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正确适用刑罚,惩罚犯罪;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实现刑罚权过程中保障公

简介：传统中国行政机构中,监察机构一直作为重要的部门存在,监察人员素质的高下与优劣,决定了监察制度这一强大政治防御工程的运作及其效果的好坏。[1]如今,我国监察委员会进入试点阶段,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吏治经验创新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古代监察人员选任的标准也应尤为关注。纵观古今,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的兴衰与监察权力的行使和监察机构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重温古代监察人员的选任标准,不仅是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何在古今吏治不同的背景下,借鉴古代监察人员选任标准为当今监察委员会人员的选任提供可行性意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

简介：目前,各地检察机关正积极开展民事和解工作,检察官在其中发挥了疏导情绪、信息沟通、辅助选择的重要作用,推进了社会纠纷化解。从民事诉讼目的、调解原则、检察监督原则以及检察机关是否存在角色冲突等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主持民事和解具有合法性。限于目前条件,检察机关主持和解应侧重于影响巨大的案件、当事人间有特殊关系的案件,应坚持自愿、合法、中立、诚信的基本原则,构建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和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