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旧唐书·经籍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学界定说,有《旧唐志》总序及大序的相关说明作为坚实的依据。牛继清先生对此却以“编者的疏漏”为由轻率地加以否定,而提出了《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其依据是《旧唐志》今本各小序所载著录图书的部、卷数目大于总序及大序所载之数目,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大序所称“著录”部分为“八百五十七部”正好与《旧唐志》史部各小序所载著录数目之总和相符。但牛氏前一个依据是建立在小序所载著录之数目必须正确无误的假设基础上的,后一个依据只是一个无关的巧合,因此这个“增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牛氏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出的《旧唐志》所增补的十八部著作,也只是怪异逻辑推导下产生的错误结论。
简介: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P.2965)的研究,显示了该卷内容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但是在书写风格、时代特征等方面,仍然有待于深入探讨。本文就是在这些方面的一点努力。
简介:王辅仁、陈庆英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云:“在历史上抛开传说,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①又说:“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时,已是一二四七年初,直到这时,萨班和阔端才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②樊保良撰《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阔端与萨班》一文③,重申王辅仁、陈庆英的观点。此说影响颇大,似乎已成定论。笔者谨就平时读书所见,对此作一些粗浅的考证。一、问题的提出藏文著作《述说大蒙古地区佛教源流之胜教宝明灯)(以下简称《胜教宝明灯》云:“藏历第四饶炮火兔年(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四十五岁时,抵吐善之卫地,第悉·觉噶(sdesridicdga’)和蔡巴
简介:戴震理欲说其所以会建立在歪曲、否定程朱理欲说基础之上,是由他"心术不正","骛名"心极强,而又不择手段这一特点决定的。1.政治上终生热心科举功名,五十三岁时汉学成就早已名满天下,仍自称"乖于时",竟然还去应第五次会试,企图往官场上发展;相应地便是吹捧清帝为关心民瘼的"圣天子",还很可能为迎合乾隆之意而由推崇程朱转为否定程朱。2.学术上以"第一人"自居,不惜贬低别人;讳言汉学成就渊源所自,似乎全属个人创见;而于不擅长的学术领域则又或拾人牙慧,或大言不惭。这些和前人揭发他剽窃他人著作之行径,思想基础完全一致。晚年涉足本不熟悉的"义理"之学,不得不通过歪曲来否定程朱,并自吹自擂,从学术上说,则是为了以此傲视、凌驾其他汉学家,增加自居"第一人"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