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抗日战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成熟及在多方面展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在深刻总结以往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包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宗旨观,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主体观,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动力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党的七大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做出系统总结并使之得以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确立,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重要思想,并为党通过群众路线凝聚人民和民族的力量、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简介: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
简介: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夺取革命和建设之伟大事业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确保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和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尤为突出,可谓居功至伟。但他的种种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实践,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民充当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等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相异而往往被视作“异端”,不断遭受质疑。但面对时代性的困局,究竟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个别观点上而教条式的加以遵循,还是敢于结合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创造性的使用和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简介: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上相似的传入渠道和相同的衍生背景,并且共同促成了"中国"意识的高扬。但在"中国"国情的解读视角上,却存在着儒学本位与现实本位的实质差异,并进而在"知"与"行"、政党与民族、化大众与大众化、旧秩序与新中国等一系列运作层面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歧。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立足革命实践,着眼民族大业,深植民众根基,在不断推进中国变革中找到了现实的发展路径。新时期,只有超越儒学化的纠葛,坚守现实实践的客观本位,才能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
简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与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现代性的现实图景,使得德里克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矛盾概念成为德里克分析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范式,并且这种分析是基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进行的。中国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下以被动姿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生存境况,从根基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发展的内在纹路,即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矛盾的综合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及其理想主义社会试验就是对这一矛盾的反映,其理论思索与实践布展过程也深刻彰显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性,并最终走向了豪情与悲壮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