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针对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变特征,采用TVP-SVAR模型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传导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调节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效率高于公开市场直接投放货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信用利差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满足央行“预微预调”的目的,在债券市场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信贷渠道还是利率渠道,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传导作用在日益提升,但是利率工具的短期作用效果不如中、长期,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作用相对缓慢。刚性兑付是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屏障,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综合利用结构性和定向性货币工具组合,适度地向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优化定向调控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才能达到降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目的。
简介:中国的公司法从立法、司法乃至整个公司法的学理上,都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信用的理念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并在客观上打造和形成了资本信用的神话。但事实上,以资本为核心所构筑的整个公司信用体系根本不可能完全胜任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使命。决定公司信用的并不只是公司的资本;相反,公司资产对公司的信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方向是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从法定资本制到授权或折衷的授权资本制。为此,应对最低资本额、股东出资、资本缴纳、股权退出机制、公司转投资、股份的折价发行禁止、股份回购禁止与限制以及与资产信用相配套的其他公司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简介:社会成员享受社会成果分配的渠道主要包括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共福利分配.公共福利作为再分配领域的重要内容,其重要职能是实现公平分配,调节以个人收入分配为主的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公共福利分配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不仅存在着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出现了公共福利分配差距的不平等现象.然而针对公共福利领域的不均衡现象,尤其是对公共福利差距程度的定量分析不够,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反映公共福利分配的量化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泰尔指数等公平性量化指标,来测定我国公共福利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等方面的差距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