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论文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它并不神秘；“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尚无渊源，《象传》“演德”，“易象”“尊礼尚施”，至汉代仍保存有以古礼诠释《周易》的传统；古代《周易》原有《象经》，或以《卦下易经》当之，惜已不传；但在清人的《易》著中，至今仍可见其传承的轨迹。

简介：不同于强调再现的古典摹仿观,本雅明和阿多诺从体验的层面提出了摹仿。阿多诺将本雅明的摹仿概念从语言领域扩大至美学和艺术。摹仿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非感官性相似性的认知过程。摹仿过程中的主体心境是不同于现实理性的真正的理性,这种理性颠覆和批判了艺术素材中的现实理性和形式秩序,使摹仿过程得以客观化。摹仿与理性的辩证法使得艺术能够在后启蒙时代实现向死而生的生存策略,使得艺术具备了批判和救赎的双重功能。

简介：本文以朱熹《中庸章句》对“慎独”的诠释作为立论的依据，结合朱熹《大学章句》对“慎独”的诠释，与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注疏“慎独”进行比较，特别强调朱熹把慎独之“独”诠释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而与郑玄、孔颖达注疏之不同；同时还认为朱熹的“慎独”专就“已发”上说，要求谨慎于人的内心活动，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慎独”意在“内心专一”、郭店楚简《五行》篇的“慎独”即指“慎心”，有许多相似之处。

简介：“艰”有“难治”与“治难”两个基本意义范畴。“治难”意义范畴，后造“垦”字分担，造“垦”之前，“艰”字兼之。“垦”字分担了“艰”字“治难”之义后，“艰”字便只有“难治”之义，沿用至今。《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皆可训“垦”，耕垦，开辟，拓荒之义，意即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多用其力，掘进不辍。“艰”与“垦”，字为古今，语同一源。训“艰”为“垦”，乃“艰”字本有之义，无须假借为说。《噬嗑》、《大畜》、《明夷》卦爻辞的“利艰贞”体现了圣人“开拓进取，因时而变”的人生智慧；《泰》九三之“艰贞，无咎”、《大有》初九之“艰则无咎”、《大壮》上六之“艰则吉”诠释了圣人“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人生追求。

简介：在道教精神中有一种精神叫做“柔弱”，在“柔弱”精神中，又以“至柔”更为纯粹，更为深远，《道德经》第43章中即这样写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道教的历史长河中，有许许多多的高道或隐或显地展示出了这种精神——“至柔必强”。

简介：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本文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本文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简介：企业发生,始于诚信；企业成长,基于诚信；企业长青,依靠诚信——诚信是企业生命力内生因子.市场竞争中,无数企业生命力或强或弱、或长或短,其分野之一在诚信之有无(质)和强弱深浅(量).若没诚信,企业必然衰落,若失信恶信,则自取灭亡,如近年国内外失信恶信者均自招重创乃至覆没；若有诚信,却没其他有关因子匹配尤其正式制度支持,企业仍未必有生命力,也难免危机甚至灭亡,如明清晋商徽商乘天时地利人和而兴,因诚信汇通天下,蔚为奇迹,却因有关因子变化或消失尤其缺乏正式制度支持而消失.因此,企业生命力无诚信必不然,有诚信却未必然——诚信对企业生命力仅为必要因子,不是充分必要因子或唯一因子,而须有关因子匹配尤其正式制度支持.

简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继19世纪40年代对哲学、经济学进行初步探索后，其哲学和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本文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梳理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脉络，阐述了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几种理解进行了反思。

简介：价值究竟是预成的,还是生成的?这是哲学领域值得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界从设定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主客关系出发界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遮蔽了价值的生成过程。其实,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不能仅仅以满足需要为基准,而应以主体自身的应然生成过程为旨归。

简介：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凭借这些方法，针对“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方可分析三种典型科学模式的基本构成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揭示这些科学模式得以可能成立的先在的解释性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哲学科学常识》一书中涉及的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提出了若干评论性的、商榷性的见解。

简介：1918——1920年，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处于衰落的状态，革命高潮不断跌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面寻求革命失败的原因，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柯尔施却强调，马克思主义失败和处于低潮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错误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正统”理论家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柯尔施强烈地要求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柯尔施却又是笼罩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阴影之下的，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仍然存在着理论的限度，而马克思却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只有深入到历史性的本质的那一度中，方能领会这一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

简介：“慎独”之“慎”为“思”之义，“独”为内心精一的状态。“慎其独”即“思其心”之义。将此义验证于《大学》、《中庸》、《荀子·不苟》、《礼记·礼器》四篇中，可发现同样有效。通常意义上的“谨”、“敬”、“诚”作为省思内心的当下状态或反思后的结果，只是“慎独”工夫所涵具的内容而非“慎其独”一词的涵义。

简介：本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人手，并结合齐泽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分析，论述了商品拜物教中所蕴含的两个重要维度：即先验主体和无意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折射了商品交换的神秘形式，这一神秘形式既与先验主体相关，也与人的无意识密切相联。在商品社会中，这一神秘形式就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症候，即商品拜物教现象。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研究是深刻的，而齐泽克将商品拜物教研究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尝试则开拓了拜物教研究的新维度。

简介：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

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

简介：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国家。日本学界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1965年的“《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1974年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的“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简介：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研究不多，对其法律性质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因此，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加以规制，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具有行为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类型化的行政行为，而是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在日常检查中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职权，不仅不构成越权，而且是其职责之所在。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控制。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发布，除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外，至少需要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就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尽可能规定出详细的授权范围以及完善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以便尽可能使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法治化。

简介：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允许和鼓励小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同时，列宁为了保证苏维埃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提出了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发挥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引导作用。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路”对于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反对搞私有化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