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受到儒家民族观的深远影响。儒家民族观具有华夷有别、大一统、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等内容。儒家认为华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礼乐文明,而夷人在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明之后,则可以由夷入华。儒家民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历代王朝制定治边政策时,主要遵循两种原则,一是"用夏变夷",一是"因俗而治",其目的均为实现儒家倡导的"王者无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仁、义、礼相结合,构成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要义。历代统治者制定针对汉地与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法制时,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儒家民族观的思想内涵。
简介: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互相交织的形态沿着“海丝”向各国传播。站在国际文化战略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福建民间宗教信仰,就其规模和影响已远超正统宗教的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的历史播衍中,已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性或学术性问题,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形象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东南亚也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间信仰成为海外华族与祖籍国精神文化互动的源头;另一方面,福建民间信仰也渗入居住国民众生活,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图景。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通过民间信俗渠道“走出去”,将民间信仰纳入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框架中,纳入公共外交新生态的良性培育体系内,是极具前瞻意义的。
简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仅是国家实现共享发展的客观历史需求,还是国家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历史任务。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载体内容单一、可持续性不足、政策资源有限、参与程度不高、社会责任感薄弱是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障碍。在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中,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必须形成一种以项目共建的反馈机制、协同共赢的长效机制、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效益共创的激励机制、责任共担的协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共生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
简介: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此文既非应景的时务策,也非完全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篇承前启后的理论提纲。事实上,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考,贯穿顾颉刚的整个学术生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旧“一”向新“一”的进步。30年代,其理论逻辑转向“多”与“一”的协调。40年代后,顾颉刚试图将上述两个逻辑调和起来,以进步观念阐明中华民族斗争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赋予此历史过程以一种共同生活结构,在打破陈腐的华夷之辩同时,防止政治体量的减损。尽管顾颉刚最终没能建构出体系完备的中华民族理论,但他对中华民族理论的历史逻辑和政治属性皆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