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我无数次目睹惨遭杀戮痛苦死去的可怜的动物,但我不曾帮助它们,见死不救是人类对它们的基本态度;我无数次目睹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恶劣生存环境里艰难挣扎的动物们,心里也生起怜悯之情,但这仅仅是旁观者稍纵即逝的感情,我很少为改善它们的命运做点什么:我无数次得知,许多生灵正在灭绝,一位生态学家告诉我,地球上的生物每小时灭绝75种——而且这个速度还会加快,也就是说,每分钟都有一种生命永远消失了,而创造一个物种,却需要亿万年的时间。我们对此却浑然不觉,陶醉于消费文化布置的霓虹里,我们以为享乐的盛筵会天长地久,我们顾不得或懒得问一声:莫非,我们能在生灵的血泪里,在自然的废墟上,建筑起人的永恒天堂?这些年里,我常常为此陷入痛苦和愧疚的情绪之中。但除了写过一些悲天悯物的文字,我并没有为量伤害的大自然和生灵们做过什么,比如:栽植一片树林,澄清一河浊水,制止一次山崩,援助一群迁徙无路的候鸟……今天,我握起无力的笔,写下这些疼痛的文字,是哀悼,也是自责和忏悔。然后,我将走出这苍白的稿纸,走向荒山大野,走向它们的故址,我要用心情去做点什么。先哲曾经教导我们:爱就意味着去做,忏悔就是虔诚地去为赎罪而行动。
简介:如同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在西方古典学领域里也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被青年时期的尼采推向了极致,本文便以尼采论述的“荷马问题”为例证,将这一问题置于18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以及贯穿19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来理解,呈现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性争执,试图阐明“古典语文学”从何种“义理动机”与“价值判断”证得“荷马之道”为“古典主义”,而尼采如何对“荷马问题”进行重估,运用从“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将“荷马之道”推向“前古典世界”(一个涌动着原初的创造力和毁灭力的希腊精神的母腹),从而为20世纪的早期希腊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
简介:1984年6月18日和20日,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主要阐述了新小说和传统小说,即通常所说的巴尔扎克小说的区别;同时也谈到法国小说从巴尔扎克以来的发展和演变,新小说出现的必然性等问题。罗伯—格里耶的报告内容十分丰富,但限于篇幅,现只刊出6月18日报告的一部分,供读者参考。题目是译者所加。在这一部分中,罗伯—格里耶主要谈到了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小说在人和物的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说,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小说中都有大量的对物的描写。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和物具有一致性,即人的性格和物、环境是一致的关系。新小说中的人和物之间则存在一条鸿沟,物对人来说是陌生的。而这种陌生关系是现代人同世界的的关系不断扩大的脱节造成的。他认为新小说家都感受到了这种人和世界的新的关系,而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可以作为这种体验的理论根据。基于这种看法,罗伯—格里耶把新小说以及新小说以前的一些作品如加缪的《局外人》都称为“陌生化”小说。这样他就把新小说理论同西方文艺批评界在探讨文艺创作方法和效果时提出的“陌生化”原则联系了起来。“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和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这一派重要批评家之一施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方法的艺术》一文中说:“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见托多罗夫编译俄国形式主�
简介:德里达在对马克思主义沉默多年后,于1993年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并于1994年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们》,但这是一种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旨在激活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变革世界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从极权主义、教条主义的阐释中解脱出来,变成一种不断革命论和未来学。他将这种精神的特征阐释为“徘徊的幽灵”。对此,他是借用《哈姆莱特》中鬼魂和与鬼魂打交道的几个人物的意象来展开其论述的,通过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与马克思的几部经典著作的交错解读,阐述了对马克思的精神、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责任、对当下时代、特别是对马克思关于“变革时代”的指令的独到思索,回答了全球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何处去”和“马克思主义衰亡了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