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讨论词典释文中括注的用法，称之为“括注释义”。文章通过对释叉中各种括注用例的具体分析，认为括注释叉在词典未标注词性之前，有其重要作用，但因为过分强调了词语的搭配关系，而轻忽了词义的概括性，以致叠用括注，割裂文意，弱化了释义主体。概括性是词典释义的基本特点，词义的具体用法，应由词典的例证来体现。释义与例证是灵魂与血肉的关系，相互为用，不可或缺。标注词性后，词典体例有了重大突破，词语的搭配关系已不言自明，词典的括注释叉方式必须有所改进。

简介：本文对《汉语方言大词典》在立目、释义、书证3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商榷。

简介：语文词典的科技条目注释有专业化的特点，又要求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为例，列举出五种实现科技条目注释语文化的途径：减行话，减信息，合义项，换角度和添知识。

简介：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谈专科词典与语言学关系的文章(下简作“文章”)断言：“语文词典的专科词目与专科词典的词目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释文当然也不会有质的区别。”并进一步断言：“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在与语言关系上具有共性……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都只用语言来解释，用释文解释词目，用右项解释左项，语言对于词典，既是用来解释的工具，又是被解释的对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文章”把这些概括为一句话：“用语言解释语言。”

简介：摘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材中的文言文课文都是精选的内容，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而被选出的经典。文言文注释是通过多年不断完善而保留的，内容详尽便于学生的理解，但是在一些文言文课文中，注释还存在一定问题，有的释义太过简单，有的释义又太复杂，有的术语有误，这些都是十分常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文言文注释的研究，综合运用文字学、注释学等多种方法探讨其中的内容。

简介：众所周知，语料处理是语文辞书编写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前期要收集语料，从语料中归纳词目和义项，确定释义后又要从语料中选取典型例子作为释义的证据，是为书证。书证与释义是有机的整体，互相支撑。书证选取的好坏，决定了辞书本身的质量和水准。对书证的理解一定要准确，选取要慎重，否则不仅会大大削弱释义的说服力，还会导致误立词条、误立义项等问题。

简介：范之先生在《修辞学习》92年第2期发表的《与王希杰先生商兑》的文章，实在难以叫人信服。自粗糙的叙述中见出了作者的匆忙，在“商兑”之中并未见作者深刻的理论见解，而终究要说明的只是；象王希杰这样。颇有影响的先生”甚至更不如者，“常心浮气躁，浅尝易足，臆见矜高，见肿谓肥，见肥说肿”。言辞中透着鄙夷、讽刺、挖苦。

简介：<正>《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研究元代口语的珍贵资料。它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语言比较纯正:同元代白话碑一类作品比较,它很少有非汉族语言成分的搀杂;同各种明刊本元人杂剧比较,它没有经过后人改动,没有后代语言成分的搀杂。象元刊杂剧这样口语程度很高、时代面目又很清楚的元代作品今天并不多见。可是,元刊杂剧刊刻相当粗糙,错字、脱字、衍文在在皆有,好多地方无法读通,无论是出于文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出于语言研究的目的,都很难直接加以利用,因而特别需要

简介：<正>《修辞学习》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郝荣斋同志的《一种特殊的比拟——拟形》,提出了一种新的辞格——拟形。作者认为:"拟形是比拟中的一个特类。是为了取得特殊的表达效果,故意违背事理,超脱语法和逻辑,从而使抽象的概念和事物形体化的修辞方式。它的特点:一、本体一定是没有形体的抽象的概念和事物;二、拟体的形体没法确定,既可能是这种样子,又可能是那种样子,听读者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简介：<正>拜读了冯广艺先生的《形名错位》(见《修辞学习》94年第一期),获益匪浅,但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此小文,与冯先生商榷,并就教方家。在现代汉语里,偏正短语的一种典型结构是“形+名”,如“伟大的祖国”,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出现“祖国的伟大”这类“名+形”式偏

简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量词词条和义项做了很多修订，主要体现在词性标注、释义和举例三方面。词性标注的修订主要是增加量词的词性标注；释义的修订体现在增加释义和释义语言的改变；举例的修订主要是增加、删除、变换举例。

简介：<正>诗人流沙河在《滥俗的欧化句》一文中将“作为公安部门,对于盗版行为.必须予以打击”这样的句子称为“滥俗不堪的欧化中国话”,并认为纯正的中国话应该直说;“公安部门必须打击盗版行为”,以为两种表达相比,“孰简练孰繁.孰剀切孰拖沓,一目了然.”据流沙河先生分析,“作为——对于——予以——”句式的形成是译体文章教唆的结果.由于此种句式的存在,竟导致“写文章的弄糊涂了,竟不知道一个句子是造成‘家长应该关心学生课外阅读’好呢,还是造成‘作为家长,对于学生课外阅读,应该予以关心’好呢。”流沙河先生又认为古汉语“以最少的材料造最大的容积,使人吃惊”.外语虽自有其大,“但不必效法其

简介：读了李海民同志的文章《涌列——一种修辞新格新探》（见《修辞学习》1990年第1期）,我有些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求教诸位。李海民同志称“把众多的人物、事象排列一起,织成了超常规的并列”为“一种新颖的修辞方法”,“姑且称之为‘涌列’”。他列举了王蒙的《海的梦》、《布礼》,刘心武的《银河》等一些作品为例,证明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李海珉同志所说的并非什么“新颖的修辞方法”,其实这是一种早已出现的创作方法,是意识流的创作方法。意识流,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及后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盛行于本世纪二十一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衔接,而是流动的。用一条‘河’或者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生活之流吧。”

简介：

简介：文章针对叶狂和潘海华（2012b）试图证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被动句的说法提出事实和理论两方面不同的意见。首先用事实说明汉语的“把”字句不一定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然后分别从句法成分和论元角色两个角度论证“把”字的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降级，从参与者、影响性、有定性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把”字句的高及物性。此后，文章在吕叔湘（1987）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论述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讨论了受格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功能动因，揭示了被动式与逆被动在各自所处的语法系统中分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与被动态和逆被动态进行全方位比较，汉语“把”字句各方面的句法语义特征都与这两种语法过程渺不相涉。通过汉语“把”字句的实际运用统计观察，得出“把”字句在汉语中系统性价值的结论。

简介：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第5版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订,质量上有了较大提升,但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文章分类列举释义部分尚可商榷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供下次修订时参考。

简介：符号的真值问题一直是符号学思想的难题之一。从艾柯的“符号就是用来撒谎之物”，到格雷马斯的述真方阵，一直到赵毅衡先生近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对格雷马斯工作的推进，符号学一直纠缠于它。本文将尝试通过引入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分析，来进一步自纵深处推进这个问题：笔者试图证明，只有引入了符号解释者对符号对象的非符号意向，思想才能真正区分何种文本是无所谓真值的虚构，何种文本是真，何种文本是错误，以及何种文本是谎言。

简介：<正>阮显忠同志在《修辞与逻辑》(以下简称"阮文")一文中说:"从总体上来说,修辞要以逻辑为基础,违背正确思维的规律,不合情理,就谈不上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修辞又有它自己的规律,不可能与逻辑等同。所以,修辞与逻辑必然有不相一致的方面。某些修辞手法,确实无法从严格的逻辑学上得到解释,因为它是修辞。""如果在修辞上能得到解释,尽管不符合逻辑的要求,还是允许的。"(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

简介：从《音韵日月灯》的入声读为去声现象看,“入作去声”并非自然音变,而是对读书音处理方式的指称,意即“入声在读书音中读作去声”。自然音变应称为“入声归去”。清代后期之前,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具有浓厚的读书音色彩;共同语、读书音入声演变与方言所循路径不同。清代后期之前,近代汉语入声字的演变轨迹是,北方各方言有清入主要变平、上、去三种类型,共同语则保留入声调类,部分变读舒声者主要变读为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