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科技人员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动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当前,在科技体制改革以及科技人员在开拓技术市场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科技成果的盗卖、非法转让

简介：科学证据是诉讼证据的当代特征。它是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但超越并不是否定，并不意味着常识证据退出了诉讼舞台。在诉讼过程中，人们优先使用的仍是常识证据。“科学将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的断言有所偏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证据呈现出开放性外延，与此相适应，其内涵应受到较少限制。科学证据由物证、书证等法定证据转化而来，其转化的途径就是在证据的收集、生成、举证、质证环节使用了科学原理、技术和方法。这些环节犹如跨栏赛中的障碍，又如流水线上的过滤器，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的协同、制约作用，科学证据的本质属性一一科学性才得以有效保证。

简介：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检察权正确行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仍存在决策主体组织结构行政化、决策程序形式化、决策效益弱化、决策执行虚化等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在不损及检察制度的基础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实现检察权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从优化检察委员会组成结构、完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程序、优化检察委员会职能、明确检委会办公室运行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

简介：

简介：公正执法是检察理念的核心要素，维护人权是检察执法的本质要求，保障发展是检察执法的重要使命，程序正当是检察执法的基本路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检察执法中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国的标志，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根据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价值侧重的区别，可将其分为强制排除模式和自由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就各个类型的违法情况加以区别，就各种违法程度、情况探讨清楚，才能有助于立法改革。

简介：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个案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促使行政权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其结构特征为＂点线面结合、三位一体＂。诉讼监督价值目标的实现应当遵循监督的合法性、措施的完备性与功能协调性。

简介：量化考核和绩效考评是检察机关普遍采取的管理方式，但是由于严重缺乏人性化，也存在很多弊端。“高检院”倡导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没有解决以部门为单位的工作模式带来的弊端，无法跨越部门界限促成必要的合作。必须改变以部门为单位的考评运作方式，进行“检察再造”，摒弃量化考评的管理方法，改进绩效考评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以规范化为基础，逐步改变检察业务流程。

简介：司法权威在现代法治建设中作为一种事实和观念形态,其本身具有价值属性,且这种价值属于一种人本价值。在司法权威价值谱系中,正义、秩序、人权成为统领司法权威价值的三大支柱。为有效地建构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需求的现代司法权威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司法权威历史和逻辑的定位。

简介：本文所述的同案犯是指可以并案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同案犯的供词互相印证事实的状况客观存在.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就同案犯供述的刑事证据价值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简介：本文通过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内在价值的比较和研究,揭示了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由于缺乏内在价值体系的支撑,在实践中容易受功利性政策的影响,以致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提出对现行死刑复核制度价值重构及今后改革方向等设想.

简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具有规范侧面与诉讼侧面,不但涉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更关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合理地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当兼顾证明结果的真实性与证明过程的正当性。为此,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限定为重大案件,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限定为有重大争议的关键性证据事项,并设定必要的例外。

简介：在加快检察改革和推行科技强检的过程中,依托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系统内专门设计的＂检委会＂工作模块,实行提交检委会议决案件、事项的网上受理、分发、讨论、决定、反馈的检委会网上议案,有利于建立一个公正、高效、规范、经济、透明的检察业务决策机制,进而保障检察权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的实现。

简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刑事诉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该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有助于实现被告的基本人权，以及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而言：该制度较之其他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能够确保辩护质量及效率、能够节约司法成本、以及能够借助“公设”身份，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良性的沟通平台，达到改善整体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下及辩护品质不高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更是落实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重要制度设计。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迫问也需要缜密观察。

简介：<正>21世纪中国监狱的观念定位,首先取决于对监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定位,也就是监狱的价值蕴含与工具现实的矛盾、协调和统一。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监狱必定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反映并追求特定的价值理念。这是监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理性基础,也是监狱存在的基本科学依据,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监狱最终不可能以此精神状态而“莫须有”地存在着,但是监狱的这一精神存在却对监狱的工具实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脱离开了监狱价值支配,不仅监狱的工具作用将失去科学与正义的基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其工具效用本身也必将难以发挥出来。同时,监狱也是一个功用实在物,它为国家和社会所用,为特定阶层的特定目的效力。它必须具有并实现一定的工具作用,达到其被利用的某种目的。监狱发展史也就是为统治政权暴力镇压破坏力量的历史。这是监狱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监狱的工具运用也是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相一致的,换言之,监狱工具的使用总是必须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规则。现代社会监狱工具的运行至少必须遵循民主、法治、人权、人道等项规则,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为目标,而不以增加罪犯的痛苦为目的。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将内容和形式严重失调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通过勾勒梳理，将其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中的具体论述和简单论断，通过解析内涵，正确评价和定位，将其打造成科学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将其变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