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考察

陕甘宁边区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考察

刘谊

（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 300000）

摘要：在苏联干部教育政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取得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一时期，中共并没有对在职干部教育作出明确的的指示安排，但在开办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等干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在职干部教育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杂的革命形势使中共的干部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党内匮乏的干部数量和良莠不齐的干部质量根本无法应对新形势，生产和发展的压力也无法给所有干部提供全职学习的机会。因此，中共在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事业，在这一斗争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历史背景

一、苏共政策对中共决策的影响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物资援助与革命经验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共政策、积极践行革命事业。因此，中共关于知识分子与干部教育的政策必然会受苏联共产党干部政策的影响。

1928年，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迈入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新发展阶段，亟需一大批具有高政治素养和专业技术素养的领导干部，以领导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建设。然而，受历史原因影响，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大多出身工农阶级，文化水平并不高，不能很好的落实党经过实践检验的方针政策，严重影响了苏联工业化的进程。面对干部匮乏的局面，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深刻认识到培养自己的、具有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强调，“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一年以后，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提出了经典的“干部决定一切”口号，他认为要想将技术充分的运用起来，“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苏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为苏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领导干部，为后面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

苏共对中共干部教育政策的影响，也可从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变化中发现。1936年，苏联在新宪法中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不再由于其阶级属性成为异类”，使知识分子的处境得到缓和。同时，从苏共前后两次党章的的变化也能看出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在1939年苏共十八大制定的党章中已修改为“党领导全体苏联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为巩固工人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同时要求“彻底消除当时还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消除革命前流行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残余。”苏共态度的转变引领着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变化。

二、抗战时局亟需大量干部

1937年，战争形势正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中共亟需一批敢于牺牲、具有革命理论和管理水平的领导干部，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国和党的建设事业中去。然而现有的干部数量无法满足党开展工作的需求，一度造成党内“干部恐慌”。

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千千万万干部的支撑。第一，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共推动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阶级矛盾不再成为首要矛盾，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存在，中共必须争取运动的领导权。如何取得领导呢？党内必须要“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与坚固的堡垒”，还要“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只有培养出自己的，具有相当能力的干部队伍，才能保持党的政治面目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才能将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将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的热情。“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喜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党所制定的任何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通过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才能有效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才能唤醒群众同胞们到抗战中来。在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中，在职干部作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其工作水平直接影响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曾在1937年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报告中就干部问题强调，“党依靠着这些人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因此，党迫切需要大量发展在职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使其懂得革命前途问题以及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发展和巩固根据地需要一只优秀的干部队伍。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建立民主政权、领导抗日战争的根本依托，同时也是党探索建立“新社会”的雏形。“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党要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要广泛创建其他革命根据地，这包括政权组织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建设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干部。但是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党的各条战线上都感到干部不足。邓小平曾带着两位刚从马列学院毕业的干部到前方去，却在半路被别人把这两位干部强行留下了，甚至因此打了半年官司，最后还是通过从司令部抽调两位能教书的同志去才得以解决，由此可见当时干部缺乏的情况之严重。不少新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只能先向延安申请派遣干部，例如在晋察冀，“干部的缺乏难以形容，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要不出来也得要”，然而延安边区政府的干部数量无法满足各地建设对干部的需求。

1939年陈云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的抗战工作，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农村里面进行的，需要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因此，随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党的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需要补充大批的新干部和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总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为战争结束后新中国的建设作准备。没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干部支撑，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党的大本营，率先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大批培养干部，这确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三、现有干部水平亟待提高

面对革命形势的新要求，中共在职干部不仅在数量上严重匮乏，在现有干部的质量上也亟待提高，主要表现在：在职老干部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在职新干部文化水平虽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党内新老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普遍偏低。因此，对老干部的文化教育、新干部的培养教育以及对新、老干部的理论教育是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为着巩固党，必须要加强对各级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

在职老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全面抗战初期，除少部分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具有广博知识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以外，党内在职老干部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阶级，文盲占比很高，这部分干部是在职干部教育的重点。这些老干部大部分是中共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等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当然是党的骨干和党的财富，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由于过去残酷的战争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理论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导致“他们的文化程度低写也不会，书也看不懂”，既无法有效研究、宣传、贯彻党的理念政策，也无法科学总结经验和很好的学习他人经验，在工作中表现出突出的弱点：知识不多、进步不快、了解问题的眼光不远大，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效率和方针政策的宣传。同时，这些干部由于文化程度太低，无法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导致其普遍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表现出狭隘的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缺乏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陈云曾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强调：“没有文化不成，不要说别的，如果没有识字的人，军队中连文书也找不到，工作便不能做好。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会是革不成功的。”因此，党必须要加强对在职老干部的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

在职新干部实践经验不足。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共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抗日救国情绪激发的影响下，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涌向革命圣地——延安，这批知识分子也是“三八干部”的主要来源，为中共干部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些干部大多是有文化、有追求、有信念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救亡图存的革命热情，提高了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但他们缺乏革命实践的锻炼，斗争意志不够坚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比较明显，对于这部分干部，“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治起来。”在职新干部除知识分子以外，有不少是工农出身。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干部的紧缺和工作任务的紧迫，各根据地决定自力更生，从当地群众中选拔大量新干部，不少抗战前的老战士也被提拔到干部队伍，甚至有些直接被提拔到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政治纯洁，不怕苦，不怕牺牲，但他们缺乏工作的实践经验。就地选拔干部的方法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根据地“干部慌”的尴尬处境，但也降低了干部队伍整体的能力素质，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层出不穷。王稼祥曾指出：“提拔培养和教育大批的新干部成为党的严重任务，对于新干部之提拔与培养采取忽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在职新干部的实践锻炼和文化教育，使他们能够快速成长为党所需要的中坚力量。

新、老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偏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共制定一切革命战略、方针政策的根本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就没有正确的方向。过去的革命教训已经证明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不足会导致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等思想泛滥，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由于革命战争环境以及中共干部文化水平的影响，广大干部一直忙于领导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缺少进行系统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客观环境和文化基础，也没有充足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教材供其阅读，导致大部分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理解和运用。新加入的干部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中共的理论政策宣传一直受各方限制，使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理论了解较少，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

最后，干部没有充足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 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中共成立的时间短、革命运动和战争等因 素的干扰，广大干部能够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多。一方面，国内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 义著作还很有限；另一方面，限于中共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可能大量发行这些刊物， 所以能够阅读到的人不多；这也是导致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积累不够的一个重要因素。

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致使中共在过去指导革命的实际运动中，易出现“左” 或右的错误，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易脱离实际。在中共的历史上，曾出现过陈独秀右 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 义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这些错误与领导者自身的理论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 理论教育，提高干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使干部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最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结语

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完成指导伟大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共必须要加紧对新老干部的教育。要将大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向各条战线“输血”，保证党的建设和抗日救国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一、经典著作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资料汇编

1.王也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与全民族抗战》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2021年。

2. 河北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河北：河北学刊杂志社，1985年。

3.蒋建农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2022年。

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陕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