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景物描写中蕴涵的“文化史诗”

论《四世同堂》景物描写中蕴涵的“文化史诗”

居莉 

常州开放大学   213001

摘要：“景物和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本文拟从老舍《四世同堂》中的景物描写切入，具体从沦陷区人民物质生活的贫困之景中看精神文化衰落之景，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萧条中体察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探析其蕴涵的“文化史诗”。

关键词：《四世同堂》；景物描写；文化史诗

一、从物质生活的贫困之景中看精神文化的衰落之景

粱漱溟认为，“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书写，文化改造不能离开中国人的根本精神”。北平沦陷，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名城披上了“亡城”的耻辱外衣，它的人民沦为“亡国奴”。老舍的《四世同堂》将画面集中在城内小羊圈胡同，刻画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的中国人在亡国当头表现出的根本精神。

迥异的日常景象是人们在偷生下隐忍生活的集中表现。老舍的《四世同堂》通过不管是最普通的家庭妇女韵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在骄阳似火的三伏天气里，忍受着拥挤人潮的汗臭味和日军毒辣的皮鞭而坚定地领取共和面，差点晕倒在地的场景，还是在严寒刺骨的冬夜，人们在撼天动地的狂风中显现出的惶惑心理，都是景物在人身上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全方位侵袭，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在太平的年月里，他们可以吃蓬松可口的白米饭，可以尝鲜香脆嫩的瓜果蔬菜，可以品五花八门的水果糕点，可以在节日里出门游玩，可以在冬季烤着煤炭炉，如今，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在热烈的夏季里，他们没有丰富的物产吃食；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取暖的煤炭。往昔北平的天堂景象在日军的铁蹄践踏下销声匿迹，给人欣飨满足之感的物质成了记忆里虚空的装饰。今非昔比，老舍先生越是不惜笔墨地大肆渲染往年的大好景象，越是在反差中突显当下北平人民生活的困顿和悲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亡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祈老人在期待中走上中秋前夕的街市，他希望看到街上照常的热闹，那样他便还可以快乐的过一次生日，而日本人的武力占领北平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地方。可到了街上，他没有闻到果子的香味，没有遇到几个手中提着或肩上担着礼物的人，没有看到多少中秋月饼，就连兔儿爷也受了冷落。现在，他看明白，日本已经不许他过节过生日。战争造成的物质贫乏和困窘使人们无力张罗过节过生日，本该纷纷攘攘争先恐后抢售的月饼、兔儿爷全都在一夜间变得零星琐碎，少了这些节日的象征物，传统文化多少缺了些喜庆的色彩和热闹的氛围。就连没什么文化的韵梅也觉着在端午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如此生活着才有乐趣，不像现在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沦陷中的“偷生”把人们逐渐逼向了“饥荒”，这不仅是物质生活的饥荒，更是精神文化的饥荒。“一个失去民族文化的国度是不能称其为国家的”，灭了文化，也就是灭了国家。

二、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萧条中体察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

泱泱大国的溃退变化，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战争还会继续吗，中国还能撑多久，出路在何方？老舍先生通过景物的描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反思历史的明窗——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华夏之邦会被日本欺辱？

曾几何时，创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发明了青铜汉瓦、铸就了唐诗宋词等辉煌文明的华夏民族因其自身过分早熟的文化，给人们带来了“贫血和衰弱”。自清朝后期开始的闭关锁国，使人们对世界变化充耳不闻，传统的家族观念和沉重的礼教束缚，又导致人们对时局命运的无从把握。“四世同堂”的“老祖宗”——祁老人，虽说很早知道帝国主义列强进入北平后的侵略行为，但不清楚他们跑来究竟所为何事。即使活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他也只担心过不成八十大寿。以这种迂腐的思想作为精神支柱的家族，以这种家族建构的华夏民族，是必定要遭致亡国危机的。

老舍从沦陷区人民物质生活的贫困之景中看精神文化衰落之景，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萧条中体察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赤裸裸地写出了国民精神中偷生和冷漠的一面，也从本质上揭露了传统文化的沉疴。中华民族并非从来没有家国情怀，只不过是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愚民政策让老百姓日渐成为“顺民”，慢慢地适应了“莫谈国事”，于是在国土沦陷之际表现出更多的是沉默无能。即使说老百姓不满现在的日子，痛恨小日本，心生怨念，但终究又被愚痴蒙昧的“顺民”思想捆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果说老舍先生笔下的《四世同堂》展示了国民在日本残暴统治下北平人民困苦且屈辱的生活之景，是一部物质与精神都被外敌侵略双重奴役的悲难史，那么这种悲难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外部大环境的渲染，更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的过程，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等种种艰难的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变革进程中的时代风貌。

三、从惶惑偷生到浴火重生谱写的“文化史诗”

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炮声，摧毁了北平人最正常不过的生活权利和文化乐趣，也最终震醒了苟安懒散的华夏民众，他们在经历“惶惑”的痛苦和“偷生”的耻辱之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奋起抵抗。徘徊在“忠、孝”不能两全之苦痛中的祁瑞宣，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父死母病的境况下最终选择将“为国尽忠”的观念作为其最高的责任与承担；吟诗作画，生活风雅的钱默吟更是在家破人亡的刺激中走向抗战，以坚韧顽强的自觉心与敌人抗争到底。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发生裂变，腐朽没落的糟粕与帝国主义合流了，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洗礼，得以更新，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危难中蒸腾与升华。

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这话在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老舍越是饱含深情地描写北平在太平年月里的盛况美景，越是将沦陷后的北平“人间炼狱”之景对照得明明白白。从物质生活的贫困之景中看精神文化的衰落之景，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萧条中体察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最终实现从惶惑偷生到浴火重生，谱写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诗”。

参考文献：

【1】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版.

【2】代显梅：《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