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胡塞尔已经走到了“生活世界”面前,但他不可能走出“先验自我”的框框。我们需要把他再往前推一推,使他真正在生活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看”到生活。
首先,对于“现象学还原”,我们需要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之转变为“生命的还原”。[51]胡塞尔的偏执在于深信“先验意识”真的具有一种普遍的固定结构,它足以支配、主导“生活世界”的内在呈现。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先验自我”的立场上才能发现这种普遍的意识结构。问题在于,“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只进入纯粹意识,还没有进入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而人的纯粹意识状态当然不是他的生命的本真存在。[52]而且,“现象学还原”之所以可能,又是由于我们意识的自然发生。这里,我们不能不涉及中西方哲学对“人”、“意识”的不同理路。欧洲哲学经由笛卡儿和康德,人变成了理性思维的主体,到胡塞尔那里,人更变成了“纯粹自我”(das reine Ego)。欧洲哲学本想通过确立人的理性思维,从而确立人在自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但没想到,“意识主体”的种种尝试所得到的,却是人的解体,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失落。显然,以纯粹意识作为起点去确立“人”的主体性;进入意识深处意图掌握“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原初性,最终发现的却是意识的割裂、主体性的幻灭。“生活世界”成了“意义世界”、“意识构造的世界”,生命存在本根的追问成了科学奠基的理论化活动。[53]
海德格尔确实是看到了胡塞尔的困境所在,而且朝着生命本体论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可惜,“世界”在他的存在哲学中几乎是沉默无声,完全遮蔽的。“世界”只是为人提供超越自我的限界域(Horizon),是语言让“人在其中生——存(ek-sistiert)着栖居”。[54]“世界”作为人的超越的限界域,本身没有内涵,没有面貌,没有与人互动的能量(Potenz)。归根结底,它也像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一样,只有形式的存在(formale Existenz),而完全没有“交往感通的能力”。显然,无论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生活世界”是一个没有与人真正感通互动的存有,人很自然就成了世界的立法者、意义的给予者,而不是与世界感通互动的“天地人交与参赞”的参与者。[55]
“生活世界”的问题,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胡塞尔那里表现为“意义给予”如何在纯粹意识中的实现;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为“此在向无蔽的在者开放”[56];在中国哲学中,则表现为“一气流通”、“一点灵明”的“天人感应”,这种表述虽然玄妙,却留下更多诗化的本体诠释的空间。[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