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90年代的父子伦理叙事从"人民伦理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90年代小说中的父亲给人一种更加日常更加真实的感觉,他们不再像五四文学那样常被拿来做旧文化的象征,也不像先锋文学中的那样,为了印证"暴力""人性恶"的诗学把父亲写得残暴丑陋不堪。父子伦理叙事的叙事视角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以子辈的身份来言说父亲,以父亲的身份来言说子辈,还有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同时打量父子,"审父"和"审子"并行不悖。之所以"父子伦理叙事"在90年代会发生这样一些变化,与作家整体的文化立场及伦理观念的转变有关,他们从以前的"启蒙立场"和"精英立场"转向了"平民主义立场","父子伦理叙事"因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文化象征重负和意识形态重负,从而使90年代小说父子伦理叙事成为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当下生存"叙事。
简介:本刊今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组笔谈:九十年代学术及其走向。作者以治历史、哲学的学者居多;本期续发一组同题笔谈,三位作者均为专攻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的中青年学者。近代以来,文学与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变迁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文学家从文学出发而作思想文化评论,自龚自珍以来俨然成为传统。他们对理智的款色虽不必一定精心讲究,却常常擅长以生动的感悟去穿透文化之幕。在学术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这一传统很可以成为现代文化的解毒剂。本组笔谈的三位作者即从文学而文化精神作了反省。陈思和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结束了二元对立的格局进入了静养与调整时期;胡晓明认为中国文化的种种得失依然脱不了“理性化”这个大背景;罗岗针对文学研究、甚至整个文化研究中的独断论思维模式(他称之为“理论的傲慢”)作了反省。
简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90年代是迄今为止被言说最多的一个时代。这其中原因,我想,应该不仅仅与它的世纪末时段位置有关,事实是,在这个年代,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批评家意识亦获得了空前自觉。这一年代所承当的转折,急剧得几乎可以用“心惊肉跳”来形容,身处此种转折过程中的人们,自然无法细品其中的深长意味,只能留待事后再作反思回味了。尽管有相当多的人,在尚未完全走出这个时代之时,便开始企图回头观望,清理思绪了;但真正透彻的认识,还当属于远离这一年代的起点。人们对于这90年代的急切讲述,说明正是该年代难以拒绝的魅力。如果换个说法,那就是人们对于这个年代,着实怀有着太多的眷恋。无论是就90年代本身来说,还是就人们之于它的情感而言,都不能不承认90年代的确是一个必须给予充分关注的年代。在我看来,90年代是一个“精神事故”频发的年代。这里我之所以用“事故”而不是“事件”来指称精神现象的凸现,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既有精神健康的安全“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出现的。格外需要指出的是,制造这些事故的“肇事者”,常常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