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但在具体工伤认定案件中，因为《条例》对“工作场所”的含义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所以执法人员、劳动者和企业负责人容易产生争议。事实上，该问题的解决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即应该以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作为出发点，同时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在总结有关法律规定和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工伤是“因工而伤”，凡是与劳动者的工作存在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的处所都可界定为“工作场所”。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科学、理性回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正视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反应，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监管场所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也应当积极探索并全面贯彻落实。

简介：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旅游服务企业经营的特征决定对于场所旅游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限定：兼采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限定；赔偿数额的限定和赔偿种类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定；以财产责任为主的责任方式限定。通过上述责任限定，我国旅游业才能达到平衡旅游经营者与旅游消费者利益的目标。

简介：WTO一方面要求实行非歧视贸易，另一方面又允许各成员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域内成员实行更加优惠的待遇。由于许多WTO成员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因此，在相互间发生争端时，由于争端方具有WTO成员和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的双重身份，在哪一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争端成为很现实的问题。近年签署的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大多规定了争端解决的场所选择条款，这一条款的设置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简介：对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以场所限制是发达国家以法律规范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大致分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公共用物＂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私人场所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限制聚众群体行为的法治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本文尝试将法律模型论的方法引入电子商务法律理论研究工作之中，提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的概念，并对构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作了初步论述。希望这种尝试能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准备有所裨益，进而有助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步伐。

简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进行控制，已经成为政府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广州即将于2010年11月举办第16届亚运会，在这一背景下，广州市控烟立法显得刻不容缓。广州市人大法委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实际，平衡各方面利益，制定了纩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本文作者作为承办该条例的具体工作人员，试图以该条例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切入点，尝试从立法的角度对每一个难点问题作出解析，以期读者能对广州市控烟立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简介：近代司法官考试制度创始于清末，发展于北京政府，成熟于南京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成一符合本国国情、设计合理、构置精当的制度，从而使得民国时期的司法官选任基本上做到有章可循，规范清晰。本文试图从制度的创立宗旨、参考资格、考试内容、形式、录取和培训等方面对民国前期司法官考试制度的模型设计及其运作作一描述和分析，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当前司法考试制度的思考。

简介：通过对中外电子交易立法的研究，综合出了电子交易的法律模型框图。指出了电子交易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某些概念作了更清晰的阐述，提出了对电子交易特点的看法，归纳了电子交易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探讨了电子交易安全与技术发展、社会环境因素的关系。

简介：2002年11月，四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超重纽约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指控麦当劳蓄意隐瞒了食品的危害性，也没有明显地告知食品的营养构成，导致他们发生了肥胖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相关疾病。这是美国首例以造成超重为由将食品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件。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罗伯特·斯维特在2003年1月作出判决。他说：“如果顾客知道（或理当知道）吃麦当劳对健康的潜在不良影响，如果他们仍然选择沉溺于麦当劳超大型的产品，那么他们不能责怪麦当劳。”

简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为准;二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三是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所获利润为认定标准。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种认定标准在价值评判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从刑事法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之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涵盖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量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