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证据采纳应当满足合法性要求的消极评价,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加强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能够阻断非法证据从侦查流向庭审,减轻庭审公诉部门的举证负担、避免非法证据影响法官的正确心证的形成。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加强,需从法理上充分认识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意义,包括观念价值、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调和三对矛盾,即强化打击犯罪与坚守客观义务的矛盾;承担法律监督与客观监督不能的矛盾;尊重侦查策略与判别非法取证的矛盾。

简介：口供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是任何其他证据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在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关于口供证据的两大法律规则的实体规定及程序设计均存在一些问题,人们必然会对口供证据的真实性和任意性问题产生质疑。本文详细阐述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关于口供证据的两大法律规则规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健全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口供任意性和非法口供排除两大法律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简介：瓦伦西亚海事法庭诉讼法由西班牙古王国阿拉贡王国佩德罗四世（PeterⅣ）国王颁布,该法颁布于公元1336年至1343年左右,目的是指导瓦伦西亚海事法庭的审判实践。巴黎图书馆保存的“第124号西班牙手稿”（M.SEspagnol124）和1494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首版《康索拉度海法》中均有这部法律。西方海商法学界通常将这部法律称之为“瓦伦西亚规则”。[1]这部法律不仅对当时西班牙沿海城市的海事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方近代的海事审判和海商法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部法律的原文为古西班牙方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

简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此项《规定》的出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本刊特此推出一组封面报道，邀请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律师，从不同角度对《规定》进行了深度解读。同时，本刊还邀请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法院分享相关工作经验．以期为读者进一步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简介：刑事侦查活动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主要包括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侦查权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矛盾若不能合理化解,则必然演化为侦查权滥用,并进而造成冤假错案。侦查法治化是刑事侦查的现实需求,它能够化解矛盾、实现公正,其主要内容包括侦查主体的职业化、侦查理念的现代化和侦查权运行的程序化。

简介：刑事司法领域的民意指社会公众以了解事实、参与评论等方式关注刑事案件进程,并形成较为普遍、具有集体情感性的观点、意见,其有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对刑事司法所产生的影响亦有正负之别;随着热点案件的频发及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民意与司法的融合与冲突愈发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处理好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并非要求审判一味迎合民意,关键在于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依靠提升司法正义、改造非理性民意营造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融通。

简介：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对有关证人出庭作证部分也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但由于传统理念等对国人的影响,立法中很多的不足,司法执法等方面的缺陷,证人保护制度的不够完善,实践中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仍居高不下。完善立法中的相关问题,提高对证人的保护;司法执法中,改变司法人员陈旧的观念,对其加以严格要求,特别注意要使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得以落实,从而使证人敢于出庭作证。法庭需要证人,诉讼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发展需要证人,因此,新刑诉中关于证人制度的修改与补充现在仍值得我们关注。

简介：在《铁路法》修改过程中，刑事罚则仍有保留的必要。在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下，应在刑法现有框架内对《铁路法》中规定的罪名进行筛选，同时将某些尚不构成犯罪或根据现有规定难以准确定性的行为加以规定。注重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发挥《铁路法》刑事罚则对刑法典的引领作用。

简介：对我国刑罚制度的刑事政策思考不同于我国的刑罚政策,它是指以刑事政策为视角,如何看待我国刑罚制度,包括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作为我国刑罚制度的价值,如何从整体上科学把握我国刑罚制度,如何对我国刑罚制度进行科学应对,这些内容的结合,组成我国刑罚制度从发展方向到整体设计的配套改革,促成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

简介：按理老婆说出这种“混账话”,丈夫是会暴怒的,但一向“妻管严”的汤宝亮只是拽了拽妻子的衣袖：“别瞎说八道。”江南农村流传一些俗语,比如,“双戴帽子要死老子”,“蛇盘老鼠,家有丧事”。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俗语,至今仍在民间流传,魔咒般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些人的言行。

简介：司法责任制是解决刑事冤假错案的治本之举，更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在论述刑事错案问责制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刑事错案问责制从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刑事错案问责与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刑事错案的责任竞合与责任分担，以及刑事错案的司法规律与责任豁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完善问责的主体、问责的依据与问责的程序等建议。

简介：近年来,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坚持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并重,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工作,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简介：在刑事审判领域改革以及媒体形态发展的背景下,媒体介入刑事审判活动的广度及深度逐渐扩大。媒体通过对刑事审判活动的报道帮助社会公众实现了舆论监督的权利,促进了刑事审判活动的公开与透明,然而媒体的不当报道及评论亦损害了审判的独立性、司法的权威性。因此,探讨媒体监督与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挖掘媒体监督刑事审判背后的矛盾根源,推进媒体监督与刑事审判关系的良性发展尤为必要。

简介：在分析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和规律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还要深入到制度层面、法理层面,甚至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和解释这些现象。概括地说,刑事错案的法理成因包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偏差、法制现代化矛盾的协调不当、惯性思维阻碍法律秩序的构建等。在这些法理成因之下,刑事错案的发生呈现出逻辑性和规律性。为了防范冤假错案,司法工作人员需要纠正认识误区,科学分析案件;现阶段要侧重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相对淡化社会效果;克服惯性思维,勇于开拓创新。

简介：卫生监督机构是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参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承担者。当前在衔接机制运行中发现立法存在空白、衔接机制不畅、卫生监督体制尚待改革、法律风险控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等问题,亦引发诸多争议。本文试图从卫生监督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法律定位、执法权限、案件移送标准、衔接程序等角度,分析卫生监督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和路径选择,以实现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目标协调,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简介：我国在2012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中首次引入环境公益诉讼概念，并在2014年公布的《环境保护法》及2015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细化规定。国家在立法层面不断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且在全国设立了77个专属环保法庭，并于2015年赋予人民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但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仅48件①。一边是国家立法支持，相关法律规定、配套措施层出不穷；一边是新设立的环保法庭案件稀少、门口罗雀，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信访、上访屡见报端；公共环境保护作为社会热点有着巨大的诉讼需求，却无法在司法审判中得到有效释放，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数量、能力、意愿、监督措施的缺乏。在多元化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中拥有环境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作为最优选择，在立法层面及司法实践中未获重视使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发展遭遇瓶颈。将环境管理机关确立为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原告主体并建立与之配套的诉权监督机制是突破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现实困局的关键。

简介：一、初衷与局限翻译莱波尔特教授的《民事诉讼法与社会意识》并构思一篇评论性文章的初衷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莱波尔特教授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名家,其部分学术主张已经成了德国通说,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他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译介其代表性论文,并对其人及其学术贡献加以介绍。其次,受制于德文文献中译本的局限,我国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曾呈现出若干误判,这突出表现为平

简介：摘要2014年以来，沙县人民检察院控申部门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坚持“一体四翼”的工作格局。本文以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为主体，着重从纠防冤错案件、规范司法行为、深化检务公开、开展反向审视四个基本方面，论述了我院积极推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经验做法和意见建议。

简介：瑕疵证据是介于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一个过渡性证据,经过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可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瑕疵证据补救存在范围不合理、启动方式单一、补救方式狭隘、治愈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造成瑕疵证据补救不力,既有＂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相关制度规定不够具体,也有辩护人参与程度较低与补救不力缺乏追责等方面的原因。为保证审查起诉阶段瑕疵证据补救的效果,应当界定瑕疵证据的补救范围,拓展瑕疵证据补救程序的启动方式,完善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确定瑕疵证据的治愈标准,充分保障辩护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