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命”的基本义“命”,《说文解字》释为“使也,从口,从令,眉病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此外,段玉裁还注“令亦声,金刻多借令为命,史伯硕爻鼎永令万年,是其徵也。”由此来看,“命”的意义主要在“令”字基础之上得以发展。从声音来看,“命”、“令”音相近义相通。结合《说文》注解,可见“命”、“令”都是会意字,其本意是“命令”。

简介：一种新的思想形态或认知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与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具体落实到两宋新儒学的领域,作为先秦儒学在宋代发展的关键时期,北宋这一阶段新儒学经典诠释行为的内在机制值得我们深度发掘。作为一个以诠释者为主体的诠释形态,北宋新儒学具备了符合逻辑理性与形上存在的设定这两个有效性的构成要素。对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内在机制的考察,一方面回答了＂一种有效的经典诠释形态应该具备哪些构成要素＂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当代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的进路。

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

简介：

简介：1朱子对《大学》的诠释理路在目前国内讨论朱子与阳明的论文之中,大家更偏重于批评朱子、推崇阳明。我认为,在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关系时,不能忽略:阳明首先对朱子之说多有吸纳,然后才在吸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批判的意见。而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大学》中所涉各种命题的诠释处。

简介：拍照很简单，但是要拍好拍出意味隽永或足以惊人的照片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和大量的拍摄积累。本文以Dog这一词语为例，通过对英文单词Dog词义的解析谈谈阅读对摄影语言表达提升的重要性。

简介：欧阳修的《诗经》诠释以古今相通的“人情”作为推究诗义以及鉴别先儒注疏得失的重要诠释尺度。他的“人情”诠释理念，发掘了《诗经》这一儒家经典独特文本类型蕴含的诗人的生命情感体验．在对文辞的情感表达与意境构造的诠释上，一定程度地突破了汉儒的讽喻诠释传统。

简介：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

简介：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诠释学思想的不断涌入，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某些理论表达似乎已不言自明地成为“中国诠释学”的命题。在这种大而化之的逻辑之下，“依经立义”也被定义为意义建构与生成的重要模式。然而，对于“依经立义”的理论化与现代化．其首要任务是在“义意之辨”中“还原”其自身的意义场域。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并借之以西方现代诠释学．“依经立义”的“生存论形式构架”及“诠释循环”的诠释学内涵才能够真正地向我们显现。

简介：<正>对我国读者来说,毛泽东诗词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魅力.原因之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思想博大精深,知识面宽,人们因此对体现其思想、精神与情感的诗词,总怀有崇敬的心清与探奇的欲望.原因之二,现在人所共知的50首毛泽东诗词,解放后不是一次问世,而是前后分7次发表,时间长达29年.第1次是1957年,《诗刊》创刊号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总题,率先发表了《长沙》、《黄鹤楼》等18首;第2次是

简介：<正>金佛之乡潼南,渝西走廊重镇。自古人才辈出,群贤毕至,今朝俊彦星驰,辉映大地。共和国第四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革命先烈杨闇公,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杨白冰“杨氏三杰”就诞生在这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无数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继祖承遗,用智慧、汗水和诚实的创造性劳动,绘就了潼南名山胜水之和

简介：儒道两家之交集性诠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诠释学中最显明的特质。本文通过考察皇侃《论语义疏》中“援道入儒”与“援儒入道”之间的汇通性诠释，阐明释经者以“视域融合”的方法论重新统合具有同源文化之属性的儒道两家之差异性。这种自觉性误读的诠释策略也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的诠释意义形成蜕变。两代之间的意义生产模式分野主要表现为，由汉代的“释经者——经书——圣人——天道”立场转化为“释经者——圣人——自然”的构型．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释经者以超越经书文字的方式回归圣人之义背后的天道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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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伽达默尔和利科对＂真理＂和＂方法＂两个概念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分歧。利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导致了真理与方法的断裂,而伽达默尔指出利科倡导的方法不能达到一种更普遍的诠释学真理。本文指出,二者的分歧体现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观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对话为范式,强调诠释学对话中开显出来的理解的真理;利科以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关注以反思为中介达到的自我理解的真理。利科的理解说明辩证法和伽达默尔的问答辩证法都远离绝对真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诠释学经验的开放性。两位哲学家都试图让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彻底的基础存在论回到具体的精神科学,并从不同角度为精神科学的独特真理提供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