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象数观念是经传乃至易学中的基础和核心观念.历来对象数观念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局限于象数观念本身,而对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其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感",则关注不够.本文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在考察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感"、"象"、"数"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经传中的象数观念其实是原始时代的感性具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宇宙观的积淀.具体说来,"数"也是"象",它们本来都是"互渗"或"交感"的中介;换句话说,经传象数观念的最终依据其实是感;象数因感而蕴涵着向天道观和伦理观发挥的可能性.

简介：朱熹之历史地位得以树立，学术内涵得以彰显，黄斡最是关键人物。避免门人说法歧出，免干陷入门户之争，成为黄棘一生用心所在。北山一系学人在《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辨析，不论是横向发展抑或是纵向深化，朱学由宋入元，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四书成为学术核心所在。《四书大全》征引其中部分内容，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分析可知，《四书大全》特别留意经文结构分析、文句涵义，北山一系学人于讲论之中厘清文本内涵，体证与诠释并进，尝试在经典诠释当中揭示儒学工夫与境界，确立朱熹学术的价值与方向，提供给了后人诸多的思考成果，值得参考。

简介：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化遗产、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阐发、弘扬和传承、“四个讲清楚”等系列讲话精神及对文物工作做出系列指示、批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山东省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将“齐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工程区的建设”纳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

简介：《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简介：是惠栋用易理对中庸的注解,该书实际体现了惠栋的许多学术特色,其考据学特色表现为:1.复经书原貌.2.考典章制度.3.述微言大义.而其思想特色则表现为将中庸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在注解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易学思想完整地表达为:乾元经过择善积善的过程最终达到既济的理想境界.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

简介：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将社会运动研究放置于历史社会学视域之下，对社会运动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梯利有关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理论进行论述，并以其一部著作为个案，探讨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理路，从而回应社会运动研究过程中的内在理论关怀。

简介：《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盂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简介：李学勤先生所著《周易溯源》,是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周易》的典范。《周易溯源》主要对《周易》经传的年代、筮法、帛书《周易》经传以及《易纬》进行讨论,相关结论和方法不但推动了《周易》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简介：环境问题已是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而且已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并介入环境问题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简介：张宽是汉武帝时期的巴蜀经学大师,在崇儒更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学行体现了巴蜀经学的新气象：他先后跟随郡守文翁、京师博士研习《公羊春秋》,复任郡学教授、五经博士,累官侍中、刺史,是巴蜀学者通经入仕的新代表。其学术活动既推动中原经学在巴蜀的传播,又引领巴蜀经学对全国的反馈,促生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新状态。与此同时,巴蜀经学形成多元并进的发展格局,呈现对＂中原＂的持久向心力,并与官办学校紧密结合,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

简介：本文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尤其是在齐国腹心地区发现的城组、城址和遗址对西周时期齐国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西周时期齐国的疆域范围、营丘地望,商人、周人和土著夷人之关系诸问题也做了探讨。文中利用近年盐业作坊的发掘与研究资料,对齐国以盐业为基础的工商贸易经济发展亦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

简介：8月4—8日在中国澳门举行，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和香港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协办。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以下议题展开研讨：当代诠释学的前沿问题，诠释学与哲学史，法律解释与法律实践，社会批判理论与正义和民主，古希腊哲学与先秦儒学的互诠，隐喻、哲学与文学，等等。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暨哲学系主任傅永军教授应邀率代表团出席。

简介：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

简介：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四家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又采入魏初三家注释，并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简介：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简介：廖平，字季平，晚年号六译老人，四川井研人。清成丰二年（1852）出生，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任龙安府教授。人民国后，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五四运动前夕，患病退居乡里。民国二十一年（1932）病逝，享年81岁。廖平是近代蜀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

简介：《了凡四训》是明清两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善书经典，至今仍有很高知名度。现在仅见藏于日本的三部了凡重要文献，其实就是《了凡四训》的祖本。1601年的单刻本《省身录》，是现存了凡善书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也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的原型；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已具备《了凡四训》的雏形；1701年的和刻本《阴骘录》是一部“准汉籍”，其底本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不仅完全具备《了凡四训》的内容结构，而且多出了著名的了凡《功过格》，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及思想价值。

简介：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