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阐述了利用物种敏感性分布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的原理与方法,构建了淡水生物对8种常见多环芳烃(蒽、芘、苯并[a]芘、荧蒽、菲、芴、苊、萘)的物种敏感性分布;在此基础上,计算了这8种多环芳烃对不同类别生物的HC5(HazardousConcentrationfor5%ofthespecies)阈值,预测了不同浓度多环芳烃对生物的潜在影响比例PAF(Potentialaffectedfraction),比较了不同类别生物对多环芳烃的敏感性,以及多环芳烃对淡水生物的生态风险,并对以红枫湖、黄河、白洋淀为代表的中国典型水体中的多环芳烃进行了联合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1)当污染物浓度达到10μg·L-1时,半数多环芳烃的风险超过了5%的阈值;当浓度上升到100μg·L-1时,只有萘和苊没有显著生态风险.2)对于芴和荧蒽,无脊椎动物更为敏感;而对于萘,则脊椎动物更敏感.3)通过HC5值比较和SSD曲线图比较,可得出污染物对所有物种的生态风险大小依次为:蒽〉芘〉苯并[a]芘〉荧蒽〉菲〉芴〉苊〉萘;对脊椎动物风险大小为:荧蒽〉苊〉萘;对无脊椎动物:蒽〉芘〉荧蒽〉菲〉芴〉苊〉萘.4)多环芳烃在红枫湖、黄河、小白洋淀的生态风险均较低,急性联合msPAF(multisubstancePAF)值小于1%.
简介:分析重金属在"环境-牛肝菌-人体"系统中的迁移、富集规律,为牛肝菌重金属污染防治及食用安全评价提供依据。采用ICP-AES法测定云南野生牛肝菌及其生长土壤中Cd和Hg含量,分析牛肝菌对重金属的富集特征及牛肝菌的重金属含量与土壤的联系,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重金属Cd和Hg的来源;根据FAO/WHO规定的每周Cd或Hg的允许摄入量(provisionaltolerableweeklyintake,PTWI)评估牛肝菌的重金属暴露风险。结果显示,(1)不同种类、产地牛肝菌中Hg和Cd含量具有差异,菌盖中Hg、Cd的含量分别在0.92~16.00mg·kg^(-1)dw,4.97~24.07mg·kg^(-1)dw之间,菌柄的Hg、Cd含量分别介于0.46~8.2mg·kg^(-1)dw和2.11~22.08mg·kg^(-1)dw之间。同一种牛肝菌菌盖中Hg或Cd的含量均高于菌柄(Q(C/S)〉1),表明牛肝菌菌盖对Hg和Cd的富集能力强于菌柄。(2)牛肝菌菌盖和菌柄对Hg的富集系数(bioaccumulationfactor,BCF)分别在1.72~19.12和1.30~6.40之间,菌盖、菌柄的Hg含量均高于相应生长土壤的含量,其中采自楚雄永仁县的铜色牛肝菌菌盖的Hg含量是土壤的19.12倍,表明牛肝菌中的Hg不仅来自土壤,根据山地"Hg诱捕效应"及云南大气Hg升高的相关报道,可以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的Hg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3)牛肝菌菌盖、菌柄对Cd的富集系数分别在0.16~1.82和0.07~1.67之间,多数牛肝菌的Cd含量低于土壤含量,表明牛肝菌中的Cd主要来自生长土壤。(4)假设成年人(60kg)毎周食用300g新鲜牛肝菌则多数牛肝菌菌盖、菌柄的Hg摄入量低于PTWI(Hg)标准,Hg的暴露风险较低(假设未通过其他途径摄入Hg);食用300g黑粉孢牛肝菌菌盖或菌柄摄入的Cd达到0.722mg和0.662mg,超过PTWI(Cd)标准,食用有Cd暴露风险。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电子行业存在普遍的职业健康危害且极易被忽视,采用EPA吸入风险评估模型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对电子行业的某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有毒有害化学物中一个H2SO4检测点、粉尘中8个矽尘检测点和部分噪声检测点超出了我国职业接触限值外,其他各现场采样检测值均不超过我国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EPA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接触的H2SO4、H3PO4、C3H8O、HCl、V及其化合物等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存在较大的职业健康风险;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除接触到的H2SO4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I级轻度作业危害外,其余有毒有害化学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无害作业水平,同时接触到的粉尘和噪声则达到Ⅲ级高度危害作业水平,存在较高的职业健康风险。EPA法的评估结果普遍比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评估结果高;且EPA法适用于电子行业职业危害因素中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适用范围比EPA法还多一项物理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针对该电子零部件制造企业建议从加强工艺设备的密闭性、提升系统的通风性、改善个人健康管理措施三方面进行防毒、防尘、防噪风险管理。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为了定量评价细粒子PM2.5,的人体肺部暴露水平,首先,对暴露、暴露量、剂量、暴露评价等多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重点引入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人体肺部PM浓度模型对人体肺部PM2.5的浓度进行了模拟,定量化研究了广州市抽样人群PM2.5,的作用剂量,作用剂量直接反映了进入人体肺部污染物的量.结果表明,广州市抽样人群平均PM2.5,的作用剂量在肺部咽喉以外部分(ET)、支气管部分(BB)、肺泡空隙区(AI)分别为576.8-975.9μg·d^-1、357.5-619.8μg·d^-1、154.4-290.1μg·d^-1.
简介:为探讨城市加油站苯系物污染状况和对不同受众健康的影响,于2009—2011年采用苏码罐采样、GC-MS分析法对重庆市3个代表性加油站及周边环境空气中苯系物进行采样和分析,并采用健康风险四步评价法,对相关受众进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不同加油站、不同点位苯系物体积分数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体积分数最高达3291.16×10-9,卸油区和加油区苯系物体积分数相对较高,站内环境点和站周界点次之,环境敏感点相对最低。甲苯、二甲苯和苯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三甲苯、乙苯,苯乙烯基本未检出。加油站一线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周边居民和机动车驾驶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致癌风险,从高到低为加油站一线工作人员、加油站其他工作人员(周边居民)、机动车驾驶员,其中,加油站一线工作人员风险较大,其他3类人员致癌风险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非致癌风险主要存在于加油站一线工作人员。女性风险略大于男性。风险主要来自于苯。建议减少加油站油气排放,加强加油站工作人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
简介:摘要:电力系统安全与稳定性评估是国家电网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和实践内容。随着电力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和稳定供电成为一项关键任务。本文对国家电网中电力系统安全与稳定性评估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综述。首先介绍了电力系统安全与稳定性评估的背景和意义,包括电力系统的复杂性、可靠性要求和潜在风险。接着,论述了电力系统安全与稳定性评估的方法和指标,包括电力系统模型建立、稳态分析、暂态分析和动态响应等方面。然后,重点介绍了国家电网在电力系统安全与稳定性评估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包括安全评估的指标体系、风险评估方法和实时监测系统的应用等。最后,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进一步提升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