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前言从1910年前清学部将押运进京的敦煌遗书交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以来，国图收藏敦煌遗书的历史已跨入第二个百年。馆方对敦煌遗书始终极为重视，将它们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并列，称为“四大镇馆之宝”。

简介：第二十五届国际文物修护学会会议将于2014年9月22日至26日在香港举行，是学会首次在亚热带地区举办的盛事。届时世界各地的文保专家及学者将云集香港，就着《源远流长：东亚艺术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修护》这一会议主题交流专业知识，并探讨亚热带气候为文物保存带来的独特问题。

简介：《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刊登的《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满文题本为中心》一文的第14注释中，涉及了笔者所点校的《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一书。该注释中说：“关于该书，点校者误将其作为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据达力扎布《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简介：今年的5月18日是第36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这一主题以方程式的形式动态展开，聚合了当代有关博物馆的若干基本概念．凸显了博物馆的普世性质以及它们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激发创造力和活力，既是近年来博物馆的特征，又是博物馆发展的最大动力，博物馆正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为此，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简介：回族作家石舒清书写西海固回族社会生活的作品以其深厚的回族文化底蕴获得了评论界的关注与好评，其中，他的短篇小说《果院》于2005年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本文通过对《果院》的分析，认为该作品中蕴含着动与静之间的张力，在终极关怀层面上则表现了一种和谐、顺应的生命状态，暗合回族文化最本质的宗教意蕴。

简介：一月5—7日，肖文评参加政协梅州市六届一次会议，提交《充分利用客家传统宗族文化资源，创新乡村社会管理模式》议案，引起有关部门关注。二月5日，房学嘉应邀出席大埔县政府主办的“张弼士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开发张弼士故居旅游文化的思考》学术报告。

简介：18世纪,山东绅民的抗粮行为常被清廷认为缘自其"民情"兼具"刚狠"和"晓文"的特质,而较少与官府失当联系在一起。嘉道年间,随着州县官吏在田赋征收中盘剥程度的加重,山东绅民时常通过京控渠道进行抗议。但因清廷的整饬始终不见成效,绅民对官府的仇怨持续发酵。至咸丰年间,在州县官因税收压力倍增而继续加重对乡村的盘剥,又未能有效掌控团练的情况下,"恨官久矣"的山东绅民遂借团练之力,频繁而激烈地反抗州县的田赋征收。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官方自身相信,"吏道之堕"实为团练抗粮的根源,绅民的责任反而获得理解和宽容,提示出当时的吏治危机已相当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山东绅民抗粮动因从"民情"向"恨官"的转变既折射出清王朝自18世纪末开始日渐凸显的吏治危机与官民对立,也预示着晚清以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冲突。

简介：金朝中后期，翰林学士院频繁且长时间地承担纂修史书的任务，翰林官员逐渐成为修史的的主承担者，至金朝末年，翰林官员兼史职已经形成了惯例。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排斥，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性日趋下降，与中枢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承担修史任务则是其疏远政治的具体表现。元初建立的翰林国史院，从制度、机构和职能上将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完成了金朝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翰林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修史和草词为主职务的普通文翰机构。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7月3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显示，2012年，全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5．29％，若按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平均为40％推算，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只有42．2％。这一数字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0．4个百分点。

简介：2013年3月3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加强交流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广祥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代表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并致辞。安徽省文化厅厅长杨果主持仪式。

简介：2012年12月7日，我国首个全国性客家学研究团体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在我校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客家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对促进客家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