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奇案,与其说是法制史上的朵朵奇葩,不如说是法制史上的声声警钟。奇案背后,有的不仅是血泪,更有无言和有言的抗争以及人们深深的思考。古今讼事栏目自本期开始,开辟古今奇案专题,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简介：<正>孙慧敏博士的《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1)一书为过去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民国上海律师业的史学研究作一个丰硕的阶段性总结,亦为非欧洲中心(non-Eurocentric)和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述继续开拓了空间。本书不以西方法律原理去评介制度移植的得失,不以国家建构的视野来看待民国初期法律移植的过程,而是从被移植者(包括律师和使用律师服务的人)的角度去了解制度移植的经历,和当中

简介：<正>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到了晚清时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随着西风东渐,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落后之处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批评也更加尖锐。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便继续维护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决定进行法律改革。清末修律虽没有能够达到其原初目的,但它在客观上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化提供一个制度的平台。中国传统的证据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

简介：

简介：大理院的设立,是晚清推行预备立宪的初基,实行司法独立的肇端。与司法制度层面的无形变革相适应,作为司法设施的器物——大理院办公场所也在外观上发生着有形的嬗变。大理院办公场所的筹设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与晚清大理院司法独立的实践相始终。而且,这座建筑此后还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理院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继续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是近代司法活动的历史空间,也是近代法制变迁的物化见证。回顾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过程、基本格局、建筑原因及历史命运,可以为透视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法律观念的变迁和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开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简介：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论及清末赴日留学指出:明治年代(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个特征,其一教授的内容并非专门之学,而是普通之学;其二并非正式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1]晚清末年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大批法政人才,许多留学生负笈东渡,在东瀛日本学习法政.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本世纪的法制近代化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赴日留学法政以及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单地回顾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