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三、清代州县财政的法外收入一部地方志指出,清代以前,州县存留"虽有浮冒,然留有余以为县官伸缩之地,稍自好者,不肯诛求于例外以厉其民”,而清代对于州县经手的收入"几欲尽取以益上”,这"不啻明以苛派诏有司”[8](卷六@政典制@赋役篇中).由于州县存留没有为上节所列各种费用开支提供款项,更没有为州县官的聚敛中饱预留余地,所以清代州县官普遍不能恪守国家颁定的税收制度,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攫取法外收入.

简介：清代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通过定期修订《赋役全书》对州县经理的税收和开支实行严格控制，然而清代州县财政的实际运作却与这种制度设计严重背离。有清一代，州县不设职权独立的财政机构，财政事务由州县官一人负全责，依靠私人雇员和奴仆经理税收财务，造成州县财政在实际运作上的家产制。各州县均存在大量法外收支，贪污、中饱、陋规、摊派被合法化、制度化。清代州县财政的家产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秦以后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

简介：祭祀具有“型民化俗”、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祭祀经费的量化分析，发现州县祭祀的实际花销与经制性经费有很大的差距，其不足部分，由州县官凭借自身权威取自民间。清代后期，由于存留的缩减，再加上物价持续上涨的冲击、吏役的侵蚀，使得经制性祭祀经费益形拮据。此时，州县的财力也异常窘迫，无力再对祭祀注入更多的经费，祭祀制度逐渐废弛。

简介：长随(家人)是清代地方就业渠道多元化和地方行政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清代州县"非正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随在衙门中地位不高,亦公亦私,不同于吏役,作用上则弥补了地位较高的幕友、吏役之所不能。长随种类繁多,各有职掌,对清代州县行政意义重大,而在负面影响上亦较幕友、吏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长随也在幕友、官长和吏役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这种平衡是地方衙门稳定运行的基础,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清代州县结构实用性、稳定性与合理性的一面。

简介：

简介：清代各地州县建造考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考生参加考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严密考试纪律。由乡绅捐资建立州县考棚,是清代科举制度尤其是童试制度日益规范的标志之一。除了＂考棚＂这一最为常见的名称之外,＂贡院＂＂试院＂＂试舍＂＂校士馆＂等名称也被不少地方使用。州县考棚三年中只有两次使用机会,平常的保养维修难度颇大,有些地方便捐设考棚维修基金,议定管理章程,严禁占住考棚。

简介：“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然而，在诉讼实践中，由于涉讼者贫穷、受衙役撞索、制度改变等因素，“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既然有制度规定，州县官对“违式”词状当以驳回为要，而事实上牧民之官却多受理此状。两造的违式递呈与县官的准理违式状，究其实质是两者基于地方法规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博弈。违式递呈展现了清代州县诉讼实态的多重面相，州县官对违式状的不同处理则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观。

简介：清代地方州县官作为封建政权最基层的一个政治群体,其在整个封建官僚体系中,处于＂上承天子,下临百姓＂的重要位置。他们在地方上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地方社会的兴衰。官箴书作为继承和沿袭历代官员地方治理经验精髓的一种载体,承载了州县官丰富而又宝贵的基层治理经验。通过对清代州县官著作的＂官箴书＂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如＂吏治＂＂陋规＂＂获上＂等诸多无法回避的治理困境。

简介：清代州县的强盗案件严重威胁基层政权稳定，统治者为打击该类治安犯罪，一方面努力构建多层次治安防控体系，另一方面对盗案处理程序进行了周密设计，详细规定了呈报、受报、勘验、缉捕、问责、奖惩等各环节。力图通过明确程序中的责任，促使各治安主体积极发挥防范打击强盗的功能。该设计具有鲜明特点，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呈现出诸多缺陷。其设计与运行中的得失对当今的治安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简介：摘要：清朝以“冲繁疲难”的衡量体系规定地方行政单位的等级，并据此为标准拣选任职官员。清代内蒙古的地方行政单位主要包括府、州、厅、县四种。行政长官主要是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由于清代内蒙古地方行政单位的等级大都在中缺及以上，所以就要求采用慎重态度选拔对应官员。清代内蒙古地方官员的铨选带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做到了既能熟知民族问题，又符合中央利益。

简介：在清统治者的制度设计中，州县财政与仓政互不相关。咸丰以后，在清政府赋税不断加征的过程中，州县地方财政逐步建立，公局体制得以形成。掌握公局的地方士绅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将仓政纳入到州县财政的体系之中，导致具有社区救济性质的社、义各仓的消亡。

简介：随着研究视野的地方转向,清代州县档案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近三十年来,相关单位对清代州县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保管、利用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大部分档案都编有目录,实现了"有规可循,有目可查",其中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南部档案等地方档案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机构对此也有不同程度的整理。大陆学者对州县档案的研究在早期为数甚少,近年来研究者在材料取向与方法反思、司法中的"人"、官方裁判依据、官方制度表达与实际司法、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等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尽管如此,在档案的整理程度、研究群体、档案利用态度等方面仍有待改观。以官方的力量为主导去整理档案,研究者在研究中将档案与其他文献结合起来,并注意与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深化问题意识应是今后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可能路向。

简介：滋贺秀三和黄宗智教授围绕清代州县审断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2]打破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研究格局,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问题意识上。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侧重通史,现已逐渐开始向“具体问题”转移;在研究材料方面,也逐渐从以典章转向档案材料为基础;在表述层面,以一定的理论基础展开的宏大叙事研究,也逐渐让位于“把事情说清楚”的具体论述。

简介：明代州县官吏的设置在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详上略下、言尊弃卑的缺陷,对州县官多是语焉不详,州县官以下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的.州县政治体制中,州县官及州县官以下的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官吏按职权利贵,可分为六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但与州县行政体系有关,还关系到州县政治的运营机制.

简介：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柏桦我国国情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地区性的差别较大，中央政权要对之实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就必须建立和健全旨在加强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众所周知，中国自春秋时期出现郡县制以来，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定制，经秦代在全国范围的...

简介：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日渐开放,相关研究受到学界瞩目,并逐渐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显学”。不过,其间一些问题亦值得再思考,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清入关至覆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1644-1911),空间广及蒙古、西藏、新疆及内地十八省等地。在不同时间与空间,清帝国的法制有某些一以贯之之处,同时也呈现极大差异,法制风景线多姿多彩。但是,长期以来,有关清帝国司法领域的诸多研究,往往忽视上述时间与空间差异。

简介：本文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取额等级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各州县学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确定学额等级时所依据的具体数量标准会因府而异;同时进一步指出,文风、钱粮丁口在上述各类操作的具体运用中侧重点不一样：定等、增设、分割学额时,钱粮丁口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各地在学额确定后,增减学额则主要是看文风高下,即应试童生数量的多寡。清代学额的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额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简介：1860年，曾国藩刚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是与太平军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不忘一项重要工作，选拔优秀县官。众所周知，在曾国藩的亲自培养和推荐下，产生了一大批高级官僚，他们一度都成了封疆大吏，

简介：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