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警察,应对来自职业的心理应激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但现实中警察的应对方法往往是个人的,单一的,临时的,非专业的.因此针对预备警官,从微观--个体、中观--校园、宏观--社会三大层面阐述了如何应对职业心理应激,经过这种合作途径才能真正优化我们警察的素质,提高警察服务社会的质量.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在德日刑法中,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行为通常只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就成立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对行为的量没有要求,即不存在罪量要素的规定。[1]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上却采用了特色鲜明的罪量规定,比如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于数额的规定。陈兴良教授指出:'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2]

简介：

简介：“蛋白粉”、瘦肉精等危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不属于食品，生产销售上述添加剂不能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必须介入他人的有责行为才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不宜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相应合格产品存在或不属质量不合格的不能定性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绝对不允许买卖产品不宜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即使属于非法经营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也要达5万元以上才能入罪，无法规制会危害人体健康但数额未达5万元以上的行为。《刑法》规定的漏洞导致司法机关选择最相类似罪名定处有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故我国《刑法》应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添加剂罪。

简介：H大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故事',本质上是科层制风险治理问题。通过个案可以深化对科层组织行动逻辑的理解:当遭遇治理风险,其会主动建构风险;面对风险信息处理困境,促发自我保护机制;对于专业的风险评估,心理矛盾;在风险的分配上,倾向于风险转移和规避。责任追究的不合理,不仅会将其风险规避的行动逻辑推向极端,也可能迫于压力在具体个案中胡乱问责。治理目标的置换和相应治理技术的开发,可能进一步导致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在当下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中,该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基层组织往往将风险转移、规避置于治理目标的突出位置,导致治理技术的异化,使风险冲击更加不可控。因而,需要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嵌入法制系统,增强科层体制面对风险冲击的灵活性和回应能力。

简介：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正在就犯罪构成理论改革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然而，一些刑法学者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影响着其理论立场。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产生和发展弥漫着令人心痛的政治悲情。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歌。在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共同刑法理念下，犯罪构成理论是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争论中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上讨论各种犯罪构成的优劣，并创建、移植或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简介：目的建立尿中苯基脲类除草剂代谢物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方法在检材中加入环己烷、固体氯化钠等试剂，分取有机相，在60℃水浴中加入衍生化试剂反应0．5h，冷却后洗去衍生化试剂，分取有机相进样进行气相色谱分析。结果尿中苯基脲类代谢物4一氯苯胺和3，4-二氯苯胺的检出限在5ng／mL以下，回收率良好，相对标准偏差均低于5％。在0．1μg～5μg／mL间线性关系良好。结论该法高效、灵敏、简便，适合对尿等生物检材中脲类除草剂的代谢物的定性和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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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德意志民法学,较之列国法律,尤胜于系统的解释学方法论和精密逻辑体系的有机结合完整有机体——恰得益于此,正义方可贯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教义学在大量个案中的实践。然而不无疑问的是,如此体系之于中国这样拥有独立法律传统的国家,具有多大的借鉴价值?换言之,中国借鉴德国民法学方法论的界限究竟何在?本文介绍了德国民法学及其将个案体系化归纳从而抽象出基本规则的方法论,民法教义学及其基本原则,以及德国民法所面临的诸多影响因素与相应的改变、发展。然而,基础学科的过度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对个别基础学科的过分关注是尤为值得警惕的,譬如经济学之于基本民法的讨论和制定的意义。教义学对其基本原则回应的同时,法律体系内的政治社会文化根源应当被重点强调。就德国及其法学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国所借鉴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法学方法的接受与否,而在于中国能够从德国法的积极因素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呈现的消极因素中总结出哪些适合自身法治发展的经验。

简介：占有系对物的一种事实上的控制状态，乃我国台湾地区一向见解。然而学界对于占有得否受侵权行为法之保护、其请求权基础为何等问题，尚无定论。“台湾民法典”第184条第1款后段所保护之法益系权利或利益，故只须证明“占有”系一种利益（法律所保护之私人利益）即有适用之可能；第184条第2款所称之“法律”系以保护私人利益为限；第184条第1款前段所称之权利尽管须为一项绝对权，然就根本而言，该项权利须有某项公示手段。

简介：德日犯罪论三阶层体系在其理论多元化的背后存在实定法背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司法运行中自觉修正了其理论预设中的逻辑错误,呈现出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实质化与违法、责任要件弱化与空洞化的局面,从而使得该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基本模式呈现趋同的趋势。基于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司法运行状态的实证考察,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最需要借鉴的是德日刑法的解释论而非体系论。

简介：不法集体决策是指,正式组织中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多人集体决定从事某种在刑法上被认为属于不法的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皮革喷雾剂案'中放弃了区分被告人行为然后分别予以归责的传统方法,改为双层次的'结合公司的考察方式'。亦即与个人决策不同,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和归责与组织体的内部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皮革喷雾剂案'在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探讨该案对我国追究侵害食品、药品安全法益等相关犯罪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刑事责任也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正>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主要是关于犯罪成立条件的体系化知识。刑法中虽然规定了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的形式特征,从而为司法机关认定犯罪提供了一定标准,但是犯罪概念本身还比较抽象,无法为法官提供定罪的明确标准。因此犯罪概念还必须转化为犯罪论体系,从而使法官能按照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框架来认定犯罪。[1]因此犯罪论体系是一种定罪的思维方法和操作规程。德国的犯罪论体系虽然经过了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以及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这四个阶段的发展[2],但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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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一、讨论背景: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理论按照一定的体系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进行系统归纳和分类的结果"[1],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起初涉及的多为一些微观的问题[2],至90年代这种争论有了宏观性和体系性。[3]进入21世纪以来,对犯罪论体系的探讨上升至前所未有的热度,阶层犯罪论不仅对我国刑法学通说和教学研究提出了正面的挑战[4],也为司法部门所瞩目。[5]通过数十年来理论的探索与积淀,三阶层犯罪论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