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关于接受华文教育的人数不断下降的宣传使有些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五十年代是华文教育最繁荣的时期,而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华文教育系统的入学率便开始下降。其结果是,接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现只占劳动大军的一小部分,华文书面语正在走向消亡。以下的历史调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本文论述的是战后时期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接受华文教育的人中,绝大多数确实是接受华文教育而成为有文化的人(对那些只上过小学二、三年级的人来说,情况也许不是这样)。针对近年来实行的双语教学制度,笔者试图把那些名义上具有阅读两种语言能力的人与那些实际上能够运用这种能力的人加以区分。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总是偏重于其
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本文聚焦2016年7月13日至28日美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114篇,通过分析样本在呈现南海仲裁结果的过程中的媒介框架的运用,考察了其是如何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差异化地建构美、中两国的"我—他"国家身份。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将"自我"再现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正义的"我者",扶正了本国在亚太区域的作为"霸权国"身份的合法性;同时通过负面化地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的破坏者"、危险/不确定的"他者",定义了中国作为区域秩序"挑战国"的身份。其中,美国媒体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两类国家身份建构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凸显美国"霸权国"国家身份对现行秩序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二是建构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在观念意图上与国际现行主导性规范的对立性;三是强调东南亚盟友的弱国身份,强调"自我"作为区域平衡力量的重要性。在市场利益之外,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进行框架化报道也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对于某种国际或国内构成性规范的认同,通过国际传播新闻框架来建构和强化规范共识的过程。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