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克林顿在首任总统期间,面对冷战后多变的国际局势,其外交出现了诸多失误,招致国会中共和党人及国际社会的频频指责,尤其是左右摇摆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关系严重后退,更为世人所批评。分析克林顿的外交得失,比较战后美国外交一般特点,不难发现其产生根源,除了总统个人外交能力远逊内政能力,其外交决策班子的构成也欠佳等原因之外,美国两党政治产生的府会对立与掣肘,美国的权力机制与价值观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这些因素影响过以往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也必将继续影响克林顿在第二任内的外交决策,在反对党继续控制国会的背景下,克林顿要在外交上,包括对华政策上作较大调整,谈何容易!
简介: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简介:在吸收和借鉴学术界有关外交决策认知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心理学理论中的“受害者心理”,并以1959—1962年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阐释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在“受害者心理”支配下的信息解读、形势评估以及方案选择。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后,印度决策者的信息解读无视中国方面的善意信号与和解姿态,甚至一味夸大其敌意和威胁;与此同时,印度决策者高估己方立场和主张的合理性,并据此选择行动方案。印度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的重大偏差,是“受害者心理”影响外交决策的消极后果,是中印边界纠纷升级为边境战争的症结所在。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简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体现在外交的环境和位置、规则和规范、沟通和交流方式、行为体和角色增加等多方面。卫生议题与外交的融合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国际形势缓和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卫生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有共同特点,但它的侧重点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来落实其对外卫生政策,而是突出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卫生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卫生外交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方式上的干预和影响。在环境、规范、沟通方式、制度及协调性方面,全球卫生外交全面展现了外交转型的特点和未来外交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些新特点和外交发展方向,不仅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外交,而且对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启示。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