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文献分析和口述史访谈为研究方法,以文化研究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20世G80年代的中国媒体如何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在谁拥有电视这一问题上媒体所赋予电视的理想化涵义。具体而言,本文分析其他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介,如何让电视传播一种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去较远的“新”文化价值——迈入现代化和变得富裕。实际上,电视所象征的内容源自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在本质上类似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因为它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同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的承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紧密结合激发了中国人拥有电视,然后通过他们观看的节目为其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尽管拥有电视不能证明人们生活富裕或现代化,但是它为人们学习或模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条路径。这种学习或模仿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并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一道,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电视的普及首先由政府政策发起,电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复杂而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展示了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如何使电视观看活动成为可能,电视如何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成为由西方技术和文化塑造的现代化的合法部分。
简介: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时,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上发表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在信中,他高度评价了该报在社会之中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和在工人政党之内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提出在合法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承诺放弃非法斗争的重要观点,为德国工人运动明确了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