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学校群体构成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环境变量,并对流动儿童具有不同于本地儿童的特殊效应。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建立的数据库,被试是我国发达地区32个区县141所学校的4960名2-6年级儿童,流动儿童所占比例为14.5%。结果发现:(1)无论流动儿童还是本地儿童,学校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数学学业成就越好;学校流动儿童比例对儿童的数学学业成就没有影响;(2)学校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短期流动儿童相对于本地儿童的数学学业劣势越大;(3)学校流动儿童比例越高,长期流动儿童相对于本地儿童的数学学业劣势越小。
简介:采用婚姻满意度问卷、协同教养问卷调查全国336对青少年的父母,基于成对数据分析的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APIM),探讨青少年家庭中父母婚姻满意度与协同教养之间的关系,检验其中的父母差异及婚姻满意度相似性对协同教养的影响。结果表明:(1)父母婚姻满意度与协同教养之间,既存在外溢效应,也存在交叉效应;(2)婚姻满意度与协同教养间的外溢效应与交叉效应,在父亲与母亲之间不存在差异;(3)父母婚姻满意度相似性越高,母亲协同教养的冲突行为越少,但父母婚姻满意度的相似性对父亲的协同教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简介:采用目标探测实验范式,要求被试在对字母顺序信息充分加工的条件下,通过比较两种参考系下英文字母的注意SNARC效应考察顺序信息对注意SNARC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字母表为参考系时,C、E引起空间注意左偏,T、W引起空间注意右偏,出现了注意SNARC效应,而以英语单词TWICE为参考系时,C、E引起空间注意右偏,T、W引起空间注意左偏,出现反转的注意SNARC效应;(2)两种参考系下字母相对位置倒转可导致字母认知加工中注意SNARC效应反向,说明启动不同参考系会对字母的注意SNARC效应产生影响。进一步支持了顺序信息影响SNARC效应的观点。
简介:采用改造后的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母语为汉语的非熟练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层面,以及词汇熟悉度的影响。实验1考察学习阶段不同熟悉度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测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是否自动激活,实验2探究学习阶段不同熟悉度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以翻译对等词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测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语义层面能否激活。结果发现:非熟练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不管为中文还是英文,都能自动激活,但激活层面会受到词汇熟悉度的影响;当非目标语言为二语时,熟悉度高的二语词能激活到语义层面,熟悉度低的二语词只能激活到词汇层面;当非目标语言为一语时,不管词汇熟悉度高还是低,都能够激活到语义层面。
简介: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和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二维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以225名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源与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的关系,情绪导向应对策略和问题导向应对策略在这一关系中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阻碍性压力源对工作倦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工作投入有负向的预测作用;问题导向应对策略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情绪导向应对策略在阻碍性压力源与工作倦怠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简介:ADHD和阅读障碍儿童在言语工作记忆上的缺陷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但是二者机制并不相同,前摄抑制对工作记忆容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影响的也是中央执行功能。研究将最近探测任务和n-back任务相结合,直接比较被试在最近负探测和非最近负探测条件下记忆成绩的差异,以考察前摄抑制对两种障碍言语工作记忆的影响,被试是60名障碍儿童(阅读障碍和ADHD)和17名正常儿童,年龄均在7至12岁之间。结果发现,受前摄抑制的影响,正常被试和障碍被试成绩均明显下降,具体而言,ADHD和ADHD伴随阅读障碍组成绩大幅下滑(26.44%,28.44%),程度明显高于正常儿童和阅读障碍儿童(14.62%,15.84%),后两者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前摄抑制是影响工作记忆容量的重要因素,并且ADHD儿童更加容易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这是导致其工作记忆成绩缺损的重要原因,而阅读障碍儿童能够像正常儿童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前摄抑制,ADHD和阅读障碍组在言语工作记忆缺损机制上存在差异。
简介: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应付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灾难等情况时,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给予解决,从而减轻这些问题可能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诸如改变别人的意见,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不屈不挠地工作,直到达到目的为止,都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另一种是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的特点是不改变生活引起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的本身,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情感或对问题的看法,接受并正视问题的存在,使之不会产生或产生较少的消极影响。人们通常使用的调节情绪的应对方法包括从积极的角度待人待事,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同情与理解;或者忘掉引起紧张和压力的事情本身。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应对方式在解决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心理应对方式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及使用心理应对方式的个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于这两种心理应对方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还是文化教育薰陶的结果,则还未引起这一领域的学者的注意。我们中国人在应付生活的压力、紧张等问题时是否也采取了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入手,结合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应对方式,对中国人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疾病、灾难等问题的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对文化因素在心理应对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