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立案程序能将大量案件阻断于刑事程序之外，具有保障人权的积极价值：造成刑事侦查中“不经过调查无法立案、立案之前展开调查又于法无据”之困境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立案程序的存在，而在于未在立案程序之前设立只允许进行任意性侦查的初步调查程序。我国刑法的犯罪化范围远小于西方刑法，入审判程序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低于西方国家．没必要扩大不起诉裁量范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公诉时的“证据确实充分”，无论在证据的量上还是质上．都低于定罪时的“证据确实充分”．没必要降低公诉证明标准。

简介：<正>前个时期,我被法律顾问处指派接受某刑事案件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在一审判决后的上诉期内提出上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的规定,我以律师的身份,持“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专用证明”,去某看守所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求是否同意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意见。该看守所接待人员(曾两次请示该所负责人)表示: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拒绝我会见被告人;又称,该被告人是由人民法院羁

简介：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国古代分家、遗嘱、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今天，当更多的文书资料特别是徽州文书得以整理面世后，对滋贺秀三著作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有可能提出质疑和讨论了。实际上，中国家长从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因为在近代法制转型之前，家产尚未完全分离为个人财产，家长可以管理和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因此，以分家习惯为主线索，围绕滋贺秀三的著作，结合其它财产习惯，对近代中国法制转型之前的家产制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探讨颇有必要。

简介：<正>市场经济既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广泛的自由、自主权,也要求政府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活动的行为进行管理。怎样才能既保障管理,又保障被管理者的自由、自主权,防止管理者滥用管理权力去侵犯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呢?行政程序法对此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行政程序法通过规定政府行政行为的民主、公开、听证等方式,可以约束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主观武断,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机会均等。

简介：

简介：我国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公诉审查制度都被虚置化。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第172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向法院移送所有的“案卷材料与证据”，从而重回79旧刑事诉讼法卷证并送主义的旧路。同时，该法第181条规定，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法院就得照单全收，开庭审判，庭前预断似乎成为必然。我国庭前预断问题的根源，在于独立的公诉审查程序的缺失，对公诉权的运作缺乏有效制约。公诉审查制度采用卷证并送主义是当今世界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基础，立足本土国情，科学地构建我国刑事公诉审查程序，才能真正地解决庭前预断之顽疾。

简介：我国现行有关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程序存在诸多弊端，如划出方资产减少、对外部债权人缺乏说服力、有失竞争公平、违背公司法理念等。有必要在“资产信用”观的指导下对我国有关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程序进行优化设计，以确保外部债权人不致因国有产权的内部调整而受影响。

简介：基于编制原则与功能定位，不动产登记簿册的统一取决于实体法上不动产概念及其物权关系的构造。就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地关系”，建筑物不论是否采取区分所有形式，均应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其共有份额一起，共同作为不可分之“元素”而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处分行为之客体；在建建筑物只能成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其共有份额的重要成分，只能以后者来构建相关物权关系。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一体”制度，进而在赋予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准土地”之身份后，才能实施真正的“房地合体”登记，实现我国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实质统一。

简介：由于立法缺失，当夫妻一方为名义债务人时，各地法院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强制执行程序极不规范统一，利害关系人缺乏实体争议的诉讼救济。本文对执行现状及待解决问题进行梳理后，比较借鉴域外相关执行制度，提出应植根我国“夫妻一体”的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内财产共同共有、共同管理为主的现实情况，赋予执行机构认定债务和追加被执行人的权限，明确其认定的启动方式、审查标准与程序，规范认定结果的处理及后续执行．建立多维执行异议之诉充分保障当事人实体争议的救济。

简介：在执行中对执行标的主张贵体权利救济时，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还是通过向执行法院院长“申诉”而由院长依职权审查处理？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改良大陆法系常用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制度、依托审判监督程序，扩大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构建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

简介：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Ⅲ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②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简介：如何在保护产权的规则——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之间进行选择?Calabresi和Melamed(1972)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指出当交易成本低时适用产权规则、交易成本高时适用责任规则。后继研究放松了Calabresi和Melamed(1972)完全信息和成功交易的假设,继续深入研究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事前投资效率等因素对财产规则、责任规则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体现了认为责任规则是更优产权保护规则的理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