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出口的引力模型,可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及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FDI与各要素对中国旅游贸易出口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国际旅游接待水平、市场化进程是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时间上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效应不太显著。从省级层面来看,FDI越高的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越明显,两者之间具有区域协调性。
简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其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内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变动的原因。
简介:高度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共识。进一步的研究需考虑营商环境的子类因素、非对称制度距离及企业投资动机差异等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O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企业对世界上176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在控制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对营商环境便利度更加敏感;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资源开发型OFDI偏好办理施工许可证和保护投资者的便利度;商贸服务型OFDI偏好执行合同的便利度;当地生产型OFDI偏好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的便利度;技术研发型OFDI偏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因此,完善我国"走出去"公共服务,开展国别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并针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推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成长。
简介:我国服务业FDI及其构成部分金融业FDI和非金融业FDI均与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促进了后三者的增长,服务业FDI及其构成部分各自对制造业增加值的积极影响大于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非金融业FDI对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的积极影响大于金融业FDI对后者的影响。短期看,服务业FDI及其构成部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较小,对制造业增加值具有正向作用,对服务业增加值具有负向作用。因果检验表明,服务业FDI和非金融业FDI均是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但金融业FDI不是后者变动的Granger原因,同时服务业FDI及其构成部分均不是服务业增加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
简介: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简介: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