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义务来源作为认定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依据，在整个不作为犯罪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中，作为义务来源问题常常引发争议。深入研究作为义务来源，对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简介：请求权是本权利被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权利人请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一种实体法上的救济权。因此，将请求权划分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并不科学。应当根据请求权的性质及其功能，根据本权利被侵害的具体类型，将请求权划分为防御请求权、保全请求权、补救请求权三种。唯此，才能真正建立请求权的科学体系，切实沟通实体法与程序法，严格区分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从理论上统一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最终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全面保护。

简介：我国近些年来司法改革所欲达到的目标是司法职业化或者精英化、专业化,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属于其中的核心内容。员额制本来是一种将审理权及裁判权归位的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却异化为各种利益的角力,其中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法院管理层的利益及法官个体的利益,甚至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利益也牵涉其中。因此,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各种利益的平衡过程。因此,对于法官员额制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应当溯本求源,探求员额制背后的制度设计及相关支撑原理的契合度。针对员额制的问题,解决进路应当是综合性的,其中既包括法官员额制遴选的去行政化,也应当包括根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员额数（员额比）、遴选标准或方式等基础性内容。同时,还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得法官员额制成为一种系统或者有效运行的整体,而不使之产生互相掣肘、割裂的碎片化现象。

简介：《SCM协定》通过对成员方专向性补贴行为的规范与制约，要求成员方政府在补贴问题上应确立起市场主体一律平等与规则平等适用、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与实现法律实质正义以及适当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理念。它既通过规则的严格实施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经贸秩序，也通过对平等自由竞争观念的弘扬，推动国际社会能够内在生成公开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与道义准则。同时，更通过对成员方经贸关系的利益协调与规则调整，实现着其所特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功能。

简介：BOT投资方式在我国西部开发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可以解决西部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为西部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且有利于提高西部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水平，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BOT法》。

简介：剩余价值理论向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因为将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而对它进行道德的否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剩余价值向来是从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的含义进行理解。对它进行全面、科学地道德认识，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善”的追求，尽管“恶”可能伴随追求的始终。

简介：新行为无价值论无法形成与结果无价值论的有效争点。行为在判断违法性方面较之于结果的独特性或优越性难以体现;单纯通过刑罚来维护规范,有失正当。判断不法需要考量主观要素的观点,无法起到威慑行为人进一步偏离规范进而产生保护法益的效果。行为规范违反说之价值判断所依据的基准与社会观念、社会行为准则等脱离不开干系。将罗克信意义上的客观归责理论当作建构法益侵害导向说的实质工具,意图抗衡结果无价值论的做法,存在问题。新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差别,不在于在判断违法性问题上的事前或者事后的立场。新规范违反说的理论“基因”决定了其难以彻底“告别”伦理规范。刑法需借助多学科的知识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工具,重新直面伦理规范二元说。

简介：科学与人文恰如长江与黄河两条长河，有几乎相同的起源环境，在各自独特的条件下壮大，最终形成波涛汹涌、并驾齐驱的巨流，汇人人类文明的大海。它们虽然各自流淌，却有云气相通、运河连结，并受到同一天空雨雪的滋润。恰如今天正在开辟南水北调新渠道一样，科学与人文两大文化巨流也可开辟更深入交流和互补的文化渠道。本文以下即从科学与人文内在结构的视角，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简介：犯罪包含着犯罪人与受害方，犯罪人与社会及其国家之间的衔突。报应性司法采用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分析犯罪原因，认为犯罪是犯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犯罪所侵害的主要是国家的统治秩序，因此，在“以怨报怨”观念支配下，主张犯罪人承担刑罚这样的抽象责任。恢复性司法以实证的方法研究犯罪，认为犯罪是社区关系失调的产物，犯罪侵害的不仅是国家利益，还包括被害人利益和社区利益，因此，在“以直报怨”观念支配下，主张犯罪人要面对受害方承担道歉、赔偿等具体责任。

简介：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论断,其在国内外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文献表明,先秦诸子均认同尊卑贵贱并提倡忠孝,故阶级观念和家族主义是先秦诸子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而并非儒家的私学.儒家真正独特的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仁和仁政的学说.假若真的有法律儒家化,其无疑应该是体现了儒家仁爱学说和精神的法制理想和原则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落实和安顿.故有重新厘定法律儒家化内涵的必要.不过,尽管瞿同祖先生当年关于法律儒家化的相关论断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正,但法律儒家化也并非子虚乌有,而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和过程.

简介：河南省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公安信息化引领实战的本质要求,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但在应用水平、实战效果、系统建设、专业队伍等方面还需完善提高,结合目前河南公安信息化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共同探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若干对策。

简介：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简介：法理学名称经历了从部门哲学，法哲学，法律哲学，法理学到哲学的法理学的演变过程，法理学学术问题有描述性问题，规范性问题和哲学问题三种基本类型；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的法理学实际上就是法的世界观的学问，具有人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特征；在当今时代研究法理学哲学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最好方法是对历史中的法理学进行理解和解释。

简介：针对学界争论较大的“丈夫是否成为强奸罪主体”亦即丈夫是否具有“豁免权”问题，从国内外相关刑事立法及司法例入手，从法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学及刑法犯罪理论等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得出婚内强奸行为应当归罪的结论，并提出了程序及实体上的相关立法建议。

简介：

简介：欧洲的死刑政策围绕着“人权”话语展开,各个组织如欧洲委员会、欧盟、欧安组织都持废除死刑的政策,并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第三国废除死刑。欧洲死刑政策的区域化将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乃至立法产生趋同性影响,《中西引渡条约》、《中法引渡条约》的签订就是明显例证。

简介：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某种权益的剥夺,来达到一种惩罚已然犯罪和警示未然犯罪的目的。但是,仅仅通过对权益的剥夺,来使得犯罪分子得到报复性的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对社会的危害,只有通过刑罚人性化的改革,积极改造和教育罪犯,才能帮助他们复归社会,文章借鉴了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观点,针对我国目前的刑罚人性化实施情况,提出了完善刑罚人性化制度、完善我国社会法制等观点。

简介：地方立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体现地方特色、更加提高立法效益，是衡量地方立法科学化的标准。我国地方立法在科学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地方立法理念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抄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倾向明显；地方立法技术滞后。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地方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地方立法理念，科学编制地方立法规划与计划，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提高地方立法技术，建立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等。

简介：行政指导堪称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行政手段，今后将愈发具有用武之地，故有必要将其列为我国行政法中有关行政行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行政指导本身尽管并没有直接的强制力，但其终归属国家权力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因而，应将之纳入行政法理论、原则的统率以及规范之内，籍以防止行政指导的滥用、失误，充分发挥其功效。

简介：在美国宪政语境下，能动主义的司法哲学要求法官超越法律的文本含义解释法律，以满足公民不断产生的权利诉求和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但是，美国宪政结构中的固有悖论使美国司法哲学处于民主与法治二律背反的宪政困境中，很难简单评判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孰优孰劣。在中国语境下，传统的法律文化为实行司法能动提供充分的文化土壤，中国现有的法律解释体制具备实行司法能动主义的制度条件。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国情也必然要求地方法院积极进行司法创新，探索能动主义的地方司法模式。因此，选择何种司法方式应从具体的实践逻辑出发探讨其功能正当性，而非从某个概念或理论出发探讨其逻辑应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