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合本土化特色,不断开拓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途径、方式,积累多方参与的经验,逐渐形成红树林保护区＂山口模式＂。以＂社区共管,多方参与＂为特征的红树林保护区管理模式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有利于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形成融洽的关系,互利互惠、共赢发展。但是,仅靠保护区的经验性做法和乡规民约,难以保障＂山口模式＂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应深入认识红树林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将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原则、方针和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简介：勤务模式是警务工作效率的关键,信息时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警务模式要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和信息主导警务模式的优势,突出信息主导警务模式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精确打击的功效,在交通安全管理实践中树立信息化理念,挖掘深层信息,加快警务相关信息的大融和,创新警务管理机制,提升警务行动效率。

简介：统合宪政建设模式是一种新的超越了上下之争的宪政模式,这一模式为刑法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统合宪政建设模式要求在刑法社会化进程中,强调刑法的公域治理,形成多核治理的实践格局;重估理性与经验的价值,承认经验性法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将其有选择地引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中;注重制度文明与制度需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与互济,以免由于过度偏爱或迎合政策的需求而日渐丧失其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简介：在转型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需要处理好民主立法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建立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理性决策方式和民主治理形式，有助于将这一模式内化到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在立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立法听证制度，建立以协商为导向的立法民意测验制度，从公众参与的层面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将公民教育、民生立法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等具体路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

简介：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作为一种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逐渐在各国兴起。我国的保障性住房REITs试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并可能产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交易的两种REITs产品。本文拟对保障房REITs的模式选择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税收角度对其进行初始构建。

简介：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更深层次的交往,在国有资产改革过程中尚未完善的体制性机制问题导致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产生诸多问题。＂希腊船方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福建省两家造船企业＂案涉及两家涉诉国有企业是否为＂国家代理机构或工具＂、中国作为被告是否适格的争论。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后得出,应从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视角出发,构建两层次国有资产监管架构,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实体企业之间搭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形成＂监管统一、出资多元＂新国有资产体系,并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独立性,在制度层面减少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产生的纠纷。

简介：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确实难以区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研究。[1]我们不能给予同时性这概念以任何绝对的意义；两个事件，从一个坐标系看来是同时的，而从另一个相对于这个坐标运动着的坐标系来看，它们就不能再被认为是同时的事件了。[2]

简介：作为2012年刑诉法修改亮点之一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了由检察机关直接对所附条件进行考察的立法模式。这种由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造成所附条件的设定机关、考察机关（执行机关）、效果评估机关同为检察机关的尴尬局面；其次，对所附条件的考察还涉及矫治和教育内容，而对于这一领域完全陌生的检察机关能否胜任这一要求，尚难确定。虽然“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缺陷明显，但不宜全盘否定，而应以修正主义态度，对其关键环节进行合理修复来完善之，进而实现考察主体从单一到多元、考察方式“从一刀切”到多样化、考察内容从模糊到具体、考察制约从集权到制衡的华丽转变。

简介：对未成年犯进行有效矫正并预防再犯罪，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同时警示其他未成年人，无疑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中的重要举措。本文从未成年犯的服刑矫正过程切入，以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浙江省女子监狱以及浙江省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方法，对未成年犯的矫正质量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论与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构建了未成年犯个案矫正模式及其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具体包括再犯预防教育、生涯规划与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技能训练、心理矫治、家庭治疗第一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