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27~1934年间,经过艰难努力,共产党建立了一支自己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并在组织制度层面基本实现了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和控制。在以党领军的同时,党及其革命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军队的护持。这样,党军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不过,这种共生关系,特别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的稳定与巩固,并使其按党的意志行动,达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还有赖具体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但相关档案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内中共军队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实践层面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存在区域性的差别,党对不同武装力量形态的领导和控制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和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党军关系的基本制度设计与具体实践过程也存在一些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
简介: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简介:@@对诗歌来说,不存在什么外在的公共生活,哪怕是作为题材来对待,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成诗人怎么介入所谓重大题材的问题。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公共性。我们不可能把公共生活看成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堆积,那样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现在我们对诗歌公共性的思考几乎都是由重大事件左右的,好像没有重大事件,诗歌在这方面就会变得无所事事,就不能出声,失去推动力了。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不正常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不应该回避,有时重大事件确实能比较耀眼地、集中地体现公共性,但那个意义上的公共性是自明的,像曾经有过的那样,一遇重大事件,包括重大节庆等等,就集中定购一批,生产一批,这样来看待公共性就完全庸俗化了。简单地根据读者反应来评定是否有公共性,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朦胧诗”最早出来的时候,读者也就是几百人,可是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长时效的影响。只要能对人们的诗歌观念、阅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不多的人,不多的诗,也具有足够的公共性。公共性首先是一个质量概念,不是可以通过外在的尺度来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