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１９８１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１９８４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宀帚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①。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

简介：2013年的夏天,我曾看到一件（胡）应姬鼎的照片、拓本,其铭文记述胡国妇女应姬在周昭王伐楚时见王的事迹,颇有研究价值,于是写了一篇小文《胡应姬鼎试释》,己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发表。最近我想到,这两年新出现的胡国青铜器,

简介：“尹光方鼎”（旧称“逦方鼎”“乙亥父丁鼎”）与“听簋”（又名“逦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较大争议,“逦”“唯各”“■”“享京”等字词的断句与解释是整篇铭文释读与确认器主的关键所在。“逦”是动词,佐匹、襄助之意。“”读为庭或廷。“各”与“享京”分别是两器的受赐对象与铸器者,故应定名为“各方鼎”（或“各鼎”）与“享京簋”。

简介：青铜方鼎研究──兼谈乳钉纹与玄鸟崇拜之关系张国硕一方鼎是商周时代最为重要的青铜容器之一。其形制一般为长方形或近方形腹，两侧口沿之上有二倒“Ｕ”形立耳，下有四圆柱形足，有的为四条扁长夔形实心足。个体差别悬殊，大型方鼎有的高达１米多，重几百公斤；而小型方...

简介：今年四月,江西省博物馆为充实通史陈列内容,经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并得到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支持,将该市文化馆所藏一铜鼎(照片3)调来。该鼎有盖,双耳,鼓腹,三牛蹄形足,双耳对称置于腹上部,今残一耳。鼎通高34、唇径24、腹径31厘米。鼎腹外壁饰饕餮纹及云雷纹,足上部亦饰兽首,盖上置三兔,兔下端饰鸟纹。盖如(西复)碗。盖内及腹内壁均有铭文,文字相

简介：今年二月间,我会在清理仓库时,得一残破并缺二足的铜质素鼎(照片2)。该鼎敞口,侈唇,腹稍外鼓,圜底,双耳对称置于唇上,足呈牛蹄形,上节肥硕,中渐内收,下部向外伸,似蹄趾状。鼎之腹上部仅有一道凸出的弦纹,耳正面有两道阴刻直线纹。鼎高19.1、口径22.4、耳高4.6厘米。

简介：一、鹰鼎，造型优美，型态逼真，自１９５９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后，深受观众赞赏，也引起各界学者的关注。这件珍品是１９５７年发现的，至今已逾４０年，不少学者一直盼望有关发掘经过资料早日发表，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至今仍杳无音信。作为参与发...

简介：1938年5月，蒋介石为阻止日军沿陇海线西进，下令掘开黄河大堤，执行掘堤任务的是陆军第三十九军；1947年，该军军长由集团军副总司令退役后，在枞阳县筑长江内堤围湖垦殖。这位从纵水为患到垦田兴利的国民党陆军中将，便是曾被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及的安徽肥东人刘和鼎。

简介：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分析，商代已形成一定的鼎制．、商代鼎制孕育形成于二里岗上层时期，殷墟时期得到发展和推广。鼎制内容涉及使用者的身份、鼎的数量、配置组合、鼎之功用与鼎实等方面。商代鼎制具有独特性，与周代用鼎制度关系密切。

简介：本文对科学发掘的扁足鼎进行分析，指出其功能主要是作盛食之用，并在西周中期发展为温器。扁足鼎是商文化青铜器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使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商文化的这种传统因素，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直至扁足鼎消亡。

简介：今人研究清朝＂武鼎甲＂,大多依据朱彭寿所著《旧典备征》中＂武鼎甲考＂的记载。但该书记载清朝＂武鼎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记载不全,如有16位武状元籍贯缺载,榜眼和探花缺载人数也分别达到19人和22人;二是记载不确,如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武探花,该书记载为＂普承尧,云南新平＂,但实际上,该科＂武鼎甲＂仅取中状元、榜眼二人,并未有探花。本文通过查阅内阁小金榜、武进士登科录及地方志等档案文献的记载,对《旧典备征》缺载和记载不确者进行考补。笔者所得清代＂武鼎甲＂的情况为：武状元109人,武榜眼105人,武探花101人,武科三鼎甲共315人,有籍贯可考者310人,其中武状元109人,武榜眼101人,武探花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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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974年湖北当阳慈化1号墓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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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什么叫做"尸谏"?据《韩诗外传·卷七》云: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以直言敢谏著名。在他病得快要死的时候,对其子说:"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于正堂,殡我于室(内室)足矣。"其子遵父遗命,殡于内室。卫君问他为何不在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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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馆旧藏刻帖一种，纵２６、横１３．５ｃｍ。封面签题“许定于先生帖”。共十八开。第一开首题“先大中丞公家”七字，下镌“高阳氏”白文长方形、“子子孙孙保之”白文葫芦形、“五有堂”朱文方形印章各一枚。第十八开后半段刻有许之渐的跋语：“先大中丞公于崇祯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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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读了2002年12月9日《陕西日报》刊载的《蒲城高起胜要建林则徐纪念馆》一文后，深为高起胜的激情所感动，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劳此之举。因为林则徐并未“特意向道光皇帝请假三个月，专程来到蒲城，为王鼎守丧以表怀念”。究其原因有以下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