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名著。上世纪初,王国维从罗振玉所购得之王氏遗稿中发现“念孙案”涂改为“家大人曰”,遂致疑《经义述闻》引之说为念孙归美,由此引起《述闻》乃至《王氏四种》著作权纷争。本文从存世二王残稿入手,揭示其创稿时原始形式;统计、分析《四种》著作中父子“案”、“曰”用语之形成典比例,以见父子分工与合作细节;抉发《四种》著作中互相关联条目,以证明父子之说厘然不紊。更从王念孙疏证《广雅》,发明就古音以求古义之规律,并欲推而广之实施其周秦经典正譌计划,与引之共著《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著述过程始终以王念孙为主,父子分头由校勘而考证,撰成初稿、定稿,而後各司一书,汇总两人之说。凡己说用“案”(“念孙案”和“引之谨案”),他说用“曰”(“引之曰”和“家大人曰”)。二王著作之精义在以古音求古义,就此意义立论,王念孙既有发明权又有著作权,王引之则仅有著作权,父子之间并不存在归美与攘窃。
简介: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在中国近代函授教育史、出版文化史上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自从1957年以来,受制于已有史料的束缚,学界对于其具体创办时间说法不一,难以达成定论。目前学界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观点主要存在3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一说是1926年,但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月份;另外一说是1926年9月;还有一说是1926年底。综合考察近期发现的多份文献资料,经过史实考证,可以发现以上观点皆不够准确;较为准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3月,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至1926年8月,开始对第一批英文科初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至1926年l2月,又开始对英文科高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弄清楚上述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构建、再现和理解当时这一重要的历史图景,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进行深入性、持续性的研究。
简介: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简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有意将党派势力移植进入大学场域,同时依凭大学教授的威信及声望,对学生加以感召和疏导,以维系战时大学校园的秩序与稳定。训导制即是教育部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举措。训导制初创伊始,除建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之外,还有赖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大党派在大学校园建立组织,编制网络。考察三民主义青年团浙大直属分团的成立过程,不仅动作缓慢,程序冗长复杂,在团干部的遴选与训练上,也没有统一严格的标准。因此,无论是在组织方式还是运动策略方面,都难望浙大左倾学生团体项背。在1942年初爆发的遵义“倒孔”游行事件中,浙大三青团员虽然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但其背后左倾学生团体“马列主义小组”所起的鼓动作用不容忽视。这种战时校园中的党派之争,一直延续到战后,且对国民党政权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