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酒后找“代驾”，随着“醉驾入刑”及酒后驾驶相关行政处罚措施的修改，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对于代驾行为，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与代驾者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及代驾者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承担。下面就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中仅讨论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情形，即：代驾人有驾驶资格、代驾公司有合法的商事行为能力、为有偿服务、车主（消费者）没有过错、车辆能正常行驶等。

简介：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认定、处理等问题一直是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强制执行法缺失,全国各个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认定标准和执行方式各不同一,导致同类案件的执行措施不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亦导致与此相关的执行异议案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破解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的关键在于执行法官能否完整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所有规定,能否灵活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界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维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滥用执行救济权利、执行异议增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加大对规避执行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公民诚信意识,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

简介：社区矫正在我国已经试行多年，但是基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理论界关于其性质一直争论不休。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是犯罪人，依据的是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且由专门机关承担、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成员只起辅助作用，因而是一种行刑工作。对于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中的缓刑、假释制度一定要将其与非监禁刑区别开来，社区矫正的性质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

简介：过失责任是私法自治的原则,过失侵权因此是不具有＂惩罚＂或＂强取＂等公法意涵的,但现行的实务与学说有不少是与之违背的。本文说明,确定过失的时点应是行为人增加了危险之时,而非行为人尽其所能仍无法避免损害之时,过失无须客观化。过失客观化之论将过失行为的确定时点推得太晚。行为能力愈弱,过失标准愈高。法律经济分析的能力标准之论将过失行为的确定时点拉得太早了。

简介：理论界对消费者权利性质的认识有三种不同观点即特别民事权利论、复合性质论和人权论，笔者在分析这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得出消费者权利的性质体现了人权属性。

简介：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开盗抢'行为的性质。刑法理论的通说以行为的秘密性或公开性为区分标准,该观点存在不合理之处。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秘密性或公开性,而在于行为是否具有对物暴力。区分盗窃与抢夺的界限,首先应当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对物暴力,抢夺罪必须具有对物暴力,盗窃罪则无。此外,还应当考察被害人对被盗抢的财物是紧密占有还是松弛占有。除扒窃外,盗窃行为所取得的基本上是被害人松弛占有的财物;对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通常成立抢夺罪。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应当从上述两点出发,兼顾刑法的特别规定,以实现罪刑相适应。

简介：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刑事追缴的对象范围及其与返还和没收之间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反映出刑事追缴性质的模糊性.刑事追缴的性质应当被界定为具有集合特征的程序性措施,指代查封、扣押、查询与冻结等措施.

简介：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分析了海上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认定雇佣救助也符合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虽然雇佣救助的报酬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加以确定,但此种救助在总体上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具体而言,有关救助报酬的请求应归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经认定后的报酬可以认作共同海损,因救助人的过失造成被救财产的损失,救助人应当有权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简介：近年来国内哲学前沿对人学领域的兴趣和成果都呈现冷却和下降,一些学者对人学的学术性质还存有质疑,所以还需要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首先需要理清三个区别：一般意义对人的哲学研究与当代意义上的人学之区别;科学对人的研究与人学的区别;作为相对独立意义上的人学领域或学科,与作为哲学学派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区别。同时还需理解到,想从总体上把握人学这门学问不必急于求成,这是古往今来哲学智慧中最高和最深的层次,只有在全面深入学习这个理论的经典文献和最新成就的长途跋涉中,才能逐步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简介：行政机关针对举报作出的答复行为是否可诉，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争议。从理论上分析，典型的行政机关举报答复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在此基础上，确定举报答复行为是否可诉关键在于利害关系的判断。对于不服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的，由于举报人依法享有获得答复的程序性权利，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查处被举报事项职责的，其中基于白益性举报的，可以认定申请人与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单纯的公益性举报，基于当前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目标和法院的承受能力，不应认定具有利害关系，不属于当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简介：内容摘示:为破解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试点改革突破法律规则的法治难题,新《立法法》第十三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这一授权暂停法律适用的做法其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其合法性角度来说,授权主体缺乏相应的权限,导致这一授权本身为违法授权且其授权暂停的法律有突破了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二是从其合理性角度来说,以改革为目的授权暂停法律适用,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违背了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原则,不符合法律所追求的平等价值。

简介：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简介：我国在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方面的规定存在冲突,由此导致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公法权利还是私法权利的争议。确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公法权利,并区别私法意义上所有权,有利于在公法思维之下,正视政府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制中所出现的问题,有利于确定国家作为管理人对其所有自然资源的定性,有利于将来全民作为实质所有人通过司法途径监督管理人对国有自然资源管理的行径。

简介：有组织犯罪作为全世界面对的难题，其演变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存在着一定影响。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也展现了其不同的一面。有组织犯罪的地域性的特点决定了不同地区的有组织犯罪的不同特点。安徽省地处中国的中部，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域文化，对安徽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简介：随着国际海上运输的发展完善和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乘坐豪华邮轮到各个旅游胜地观光旅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豪华邮轮旅游在旅游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而且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旅游方式。但与此同时,在豪华邮轮旅游中一些潜在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邮轮领域的法律尚为空白,邮轮旅游中的重要法律凭证——邮轮合同的性质目前仍无定论。笔者从邮轮基本概念切入,分析邮轮合同与邮轮客票的关系以及邮轮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比较邮轮合同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以及旅游合同在特征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基础上,提出邮轮合同属于混合合同的结论。

简介：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以其管理独特的经营模式、产权构成,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经营管理,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实现其特殊的公共性职能,在民事主体中占据一定地位。厘清国有企业民事主体性质问题,对于编撰民法典过程中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由于分不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很多人误以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回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面贴了一个“社会主义”标签。亚当·斯密区分了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即荷兰道路和中国道路，认为前者是通往市场经济“非自然的”道路，后者才是“自然的”道路。阿里吉认为，用马克思的标准衡量，荷兰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则是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基础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而是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和过剩资本由资本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回归，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走向自我否定，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

简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实践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一道路的基本性质必须得到必要的澄清。中国的近现代发展道路遵循着两重逻辑：一是中国担负着长期的现代化任务，二是这一任务的具体内容与现代西方国家既有的成果相当不同。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批判性地吸收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开启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类型的历史道路，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和平主义性质也必须依循这一双重逻辑来理解。

简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性大,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重点打击对象。此类犯罪认定的关键在于把握四个特征,尤其是组织特征。有关组织特征的证据是由特有的语言、大量的事例组成的,从讯问的角度来收集此类犯罪的证据进而对其进行认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讯问难点和要点,围绕其四个特征要点进行取证,采用异地羁押、异地讯问、选准突破口,并适当进行＂交易＂等讯问对策可以有效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简介：因果关系切断说认为,共犯关系的消解的唯一判断标准是,是否消解了自己先前的参与所给予的因果性影响。因此,在判断是否需要采取结果避免措施之际,不是考虑着手实行之前还是着手实行之后这种形式性区别,而应关注共谋的内容是否已经被部分现实化,并由此形成了容易以此为前提继续实施犯罪的状况。不过,即便没有消解因果关系,倘若共谋者通过一定努力,消除了自己的参与行为的重要性,或者消除了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共同性,该共谋者就从共同正犯降格至帮助犯。另外,被其他共犯单方面地排除在共犯关系之外,这不过是意味着排除了自此之后的心理的、物理的因果性,但并不意味着切断了先前的参与所具有的因果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