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极端犯罪的共同心理现象是行为性质极其严重；诱发因素与行为及结果相比明显缺乏逻辑联系；犯罪人经历过早期的挫折及心理创伤有严重情绪积累。极端犯罪行为人心理有共同本质即需要获得对生命、财产的控制权。其形成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包括社会和警察两个方面：即全社会需要对极端犯罪行为加强预防；警察对极端犯罪行为也要有特别的应对。

简介：由于现阶段对家庭暴力法律界定不明晰,妇联、工会等组织预防缺乏法律直接授权,加之责任规范不明确、社会救助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社会组织预防机制效果不彰。应当通过完善群众基层组织问责机制完善人民调节干预机制、婚姻心理医疗(咨询)预防机制、新闻媒体预防监督机制、家庭暴力的法律援助组织预防机制、妇女民间组织(NGO)干预机制、学校教育干预机制等手段予以完善。

简介：＂异化劳动＂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或＂伦理＂概念,具有生命向度,它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历史向度。而生命向度与历史向度的连接点便是辩证法,辩证法超出了方法论的界限,构成了＂异化劳动＂范畴的＂问题结构＂。通过对历史的辩证把握,在历史的进程中,生命实现了自身的否定和超越,趋近于生命的自我实现;通过对历史进程中生命现象的辩证把握,历史获得了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二者是本质同一的。只有＂总体性＂地从这双重视角切入,才有可能窥见＂异化劳动＂范畴的真实内涵以及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简介：农户经济行为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大的方面。在经济生产中,农户形成了保障型生产和发展型生产的二元结构,在经济消费中,也形成了保障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二元结构,从而形成了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二元结构。保障型生产和保障型消费形成了农户的保障型经济行为子系统,发展型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农户发展型经济行为子系统。社会转型期乡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发展型经济行为系统对保障型经济行为系统的＂殖民化＂。

简介：组织中的个人都具有组织人格和个人人格，亦称双重人格。将双重人格理论与变革型、交易型领导理论相结合，根据主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行为的人格种类，可划分出“组织一组织”、“组织一个人”、“个人一组织”和“个人一个人”等四种领导模式。不同模式在领导有效性、“组织相”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组织一组织”模式的领导有效性最高。该模式占主要地位的组织具有明显的“组织相”。多种领导模式可能并存于同一组织，领导者对此应有清楚认识，并积极推动组织中的领导模式向“组织一组织”模式转化。

简介：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极大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接触互联网、研究互联网、使用互联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的网民人数为9400万，而截？K2011年12月，我国网民统计已达到5．13亿。我国网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进一步迅猛提升，达到了38．3％。可以看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过去8年间，

简介：近年来,高校能否发生群体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高校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仍未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思想上,管理上、体制上、力量上存在一些缺陷。国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构建具有高度权威化、高度专业化、高度信息化、高度平民化的特点,对我国高校群体性预防机制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我国高校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应施行统一指挥、强化体制管理、理顺沟通网络、创建共同管理模式。

简介：环境危机表面上看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人性异化的恶果。人性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这两种关系的异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自然资源的透支与对自然的污染。人性危机得不到拯救，环境危机就无法根除。马克思最注重人性的解放与发展，指出人性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破除私有制与掌握人性的活动规律，过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目的，这对于遏制人性异化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简介：在全球化时代，人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过程中，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全球治理对人权的保障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全球治理与人权有诸多共同的关注点，都涉及到民主法治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可以说，全球治理有利于促进人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权威，一些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全球治理的名义干预一些民族国家的内政，影响了民族国家的人权保护与发展。

简介：今年是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第十个年头,值此之际对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下一个十年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思路与举措进行研究和探讨,意义既重大又深远。

简介：警务机制具有产出的规范性、同质性和规模性的特征,它当属警察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之一,也是公安机关理应追寻的工作方式。鉴于警务机制的这些属性和功能,如果试图降低其成本并且提升其效率和效益,就必须对其进行创新,而警务机制创新需要依据其构成要素的改善或优化来实现,即只要首次通过要素的优化或改进能够促使警务机制的产出绩效得以提升,都可谓警务机制创新,包括人员素质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的提高、设备与器械的改良、法律法规和公安政策的优化以及绩效测度体系的完善等等。

简介：制定出的公安政策只有执行了才能延续其生命。若想让具有良好意愿的公安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便离不开忠实地执行公安政策这一关键环节。然而,现实中不乏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各种公安政策执行问题,欲解决执行中的问题需探析公安政策执行机制。由此,应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公安政策执行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努力构建符合＂3E＂的公安政策执行机制,最终实现公安政策执行绩效的提升。

简介：近年来，慈善事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动机是多样的。在我国转型期，应采取多样化的激励手段，鼓励人们从事慈善事业。当然，现实中也存在很多阻碍人们行善的因素，应该提高慈善组织化程度和公信力；健全慈善法律法规，加大对贪污善款等不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大力发展社区慈善。

简介：[基本案情]2011年2月初，劳动者沈某以某制桶公司不愿意支付工伤待遇为由，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制桶公司给付其工伤待遇25428元，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后支付失业保险待遇。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沈某由制桶公司招用，从事冲床工作，双方签订了五年期的劳动合同。2008年10月27日12时许，沈某在上班时：不慎被冲床冲伤右手食指，住院治疗18天，医疗费由制桶公司全额支付。期间，制桶公司支付了费用14443元。2008年12月30日认定为工伤，2009年6月19日鉴定为九级伤残。沈某认为，要求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以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同时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公司认为，是沈某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公司只需要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而不需要支付失业保险待遇。

简介：涉诉信访制度是我国多元化解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整的制度构建。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作为打开涉诉信访制度的突破口，亟须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各级法院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不同的终结机制，为整个制度的整合与完整提供了实践支持。

简介：当文化防腐的实施机制足够强大时，它不仅具有遏制腐败的功能，而且最终能够达到让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的效果。随着网络媒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网络技术可以在促进反腐学术研究、开展廉洁教育、加强舆论监督、推动精英示廉等方面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能力，“文化＋网络”的防腐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

简介：职务犯罪预防类检察建议是检察院办案及预防部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重要法律形式。通过对检察建议权威性与服务性两大特点的深入分析,厘清部门之间在管理方面的权责分工,同时,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方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以充分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价值,实现刑事权力设立的初衷。

简介：作为刑事诉讼基本要素之一的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内容系统庞杂,但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素有争论,时至今日也并未达成一致,这阻滞着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解决。应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目的,并以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为双重基础,确立包含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在内的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

简介：马克思对“劳动掰的阐述具有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双重视角。对于前者，马克思一方面从具体中抽象出具有永恒意义的劳动价值——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又从具体中解读出工业文明的劳动模式（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之本根上的人性悖论与反自然性，揭示其不可持续的质底。对于后者，马克思规定了“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内涵，剖析出个人、社会、人类三重视角中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并提出了如何用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妥善处理这三重关系，以解决劳动可持续性问题的见解。

简介：世界范围内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开始由"保护主义"立场向"超越保护主义"的"赋权"立场转变,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思辨能力、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成为新的教育重点,而对于学生传播行为的前提——传播权利或媒介权利的教育却极其缺乏。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网络媒介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状况呈现出媒介权利意识缺乏与媒介权利滥用并存的畸形状态。"媒介权利素养"概念的提出与普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培养社会公众健康成熟的媒介权利素养,其难点既在于权利主体自我权利意识的内化,更在于公共理性与公共责任意识,以及他人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培育和养成,即要形成权责均衡的权利观念。这种权利素养的形成与固化,既需要媒介权利素养教育的开展,更需要媒介权利法制的完善与有效实施:一是要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与法规;二是要增强现有媒介权利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三是要通过立法加大对新媒体环境中对公民违法媒介行为与对公民媒介权利侵权行为的管理力度。只有如此,才能让社会公众既在理论上,更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到两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