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代量刑制度在立法上具有法定刑绝对化，量刑幅度固定化，量刑情节法定化等特征。司法官员对自身无判决权的案件能够依律量刑，但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在量刑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与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与施行仁政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简介：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之工作效果,依赖其具有的犯罪侦控能力.在市场化、数字化、全球化之当今社会,全面提高犯罪侦控能力尤为重要与紧迫.本文从犯罪侦查能力、犯罪识别能力、犯罪讯问能力与犯罪控制能力等方面具体诠释犯罪侦控能力,分析其"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之问题.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的强调，以推动自首、立功等从宽制度更好地实施，不是在现有从宽基础上再予以额外的从宽。除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对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被追诉人，应以独立的实体性从宽措施补偿其程序保障的减损。补偿力度应与程序简化程度成正比。应限制被害人谅解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影响力，其不应作为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影响因素；在刑罚适用上，应拒绝被害人绑架司法的行为。从被追诉人能力、辩护人能力与尽职情况及律师独立辩护理论的妥当性考虑，律师无权否定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律师异议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简介：我国的证据立法必须达到四个目标：内容上是良法；形式上简洁、统一；实施过程富有效率；实施结果得到普遍遵守。通过分析上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考察国外的证据立法模式，我国应当采取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充实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

简介：司法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需要落实不枉不纵的刑事政策，更需要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纠正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制定并落实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考察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原因，更有证据审查模式不健全的弊病。实践证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无法有效审查核实案件事实，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并纠正冤假错案，因此应转变证据审查模式，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落实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

简介：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既是一项管理制度又是一项证据制度,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法律角度界定了鉴定人负责制的含义与表现,分析论证了鉴定活动的科学属性、鉴定结论(意见)的证据要求、外国立法惯例与我国司法鉴定实践基础作为这一制度立法依据的具体原因,根据我国当前情况设计了实施该制度的六项措施.最后,强调了鉴定人负责制与鉴定活动接受监督的关系,勾画了鉴定人应予接受监督的范围.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

简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罪名。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本罪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问题，但对实务中争议较大的“支付能力”认定问题却未涉及。本文围绕支付能力认定中权利保障均衡实现难题进行经济分析，进而主张应在现有条件下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法入支付能力精细化认定，并探讨支付能力认定的证明责任，提出藉以建立劳动报酬保险制度来实现支付能力认定的观点。

简介：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陪审员职能限缩在事实认定上，由此引出了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能力问题。分析陪审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应聚焦两类特征：一类是陪审员的个体身份特征，如不受科层权力管制、缺乏法教义学训练、秉持常识性正义观、怀有对当事人的共情式关怀等；另一类是陪审员裁决的结构性特征，如团体评议结构、二元式法庭结构、实际上的裁决终局性等。这两方面的特征对于司法事实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评价司法事实认定之优劣，除了准确性之外，还有裁决的可接受性、事实推论的正当性等维度。需要在这些维度上分别论证陪审员裁决的价值。中国现行改革方案和立法草案，选取了传统陪审制的某些要素性特征而舍弃了其他一些特征。该设计方案能否最大化地发挥陪审员的事实认定优势，取决于这些要素性特征与事实认定各评价维度之间的功能性关联。

简介：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我国面临刑事辩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完善提供了契机。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遵循“繁简分流”构建层次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进行划分，根据案件繁简、轻重不同适用不同类型援助律师并完善相互衔接机制。在供给侧方面，改革行政化的法律援助供给结构，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形塑值班律师机制、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公设辩护人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模式。

简介：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简介：随着刑事和解实践的逐步深化，诸多制约刑事和解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不断凸显，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构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程序规范并有湖南特色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需要在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和法治结构功能、建立科学配套的刑事和解办案质量考核考评机制、科学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办案程序、引入第三方参与的民主司法机制、提升和解公信力等四个方面探索深化。

简介：各国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在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所预期实现的主要功能。根据其功能欲求不同，可以将各国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分为以追求案件事实真相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以实现诉讼功能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和混合式的机构设置模式。应当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三大核心要素，即领导机构、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着眼，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研究。我国应当在坚持现有模式的基础上，遵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基本规律，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领导机构及各具体内设部门等方面予以完善。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