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理论多借鉴国外理论，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然而，德国学者将两者区别的目的是想将违警罪排除于刑法外，意图在立法上明确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日本学者讨论两者的差异，立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强调只要在形式上区分普通刑法与行政刑法即可。两者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问题，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立法上，两者的区别是为了寻找自然犯与法定犯入罪上的差异，并为具体类型的法定犯入罪提供指导作用。其区别体现为法定犯的超常性。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法定犯将市民社会里较高层面的道德纳入其中，这无形中拉高了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其次，法定犯除体现市民社会愿望道德的诉求外，更多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要求。

简介：法定证据不仅仅包括形式的法定证据和积极的法定证据,实质的法定证据和消极的法定证据也是其当然内容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在证据评价中,把越来越多的经验法则上升为证据规则已成为可能.法定证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与自由心证的区分是相对的,具有开放性、可反驳性和普遍认知性等特点.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漏洞，无法达到逻辑上的自洽。从实证考察、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考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满足《解释》第2条犯罪成立要件之外，存在多个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形，可以纳入到《解释》第4条的范畴，将其认定为“有其他恶劣情节”，进而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

简介：罪数形态概念应当是着眼于对客观现实中所发生的具体犯罪现象的一种描述,至于这些犯罪现象该如何处理在概念中并不涉及,而吸收犯概念直接着眼于对某些犯罪形态该如何进行具体处理（即吸收）这一问题上。可见,吸收犯与犯罪形态中其他概念表述的对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一点正是这一概念与其他的犯罪形态概念不同的根本所在。因而,严格地讲,＂吸收犯＂这一术语不能作为表述犯罪形态的概念。为吸收犯这一概念所努力设定的各种吸收形式有的根本就不属于罪数形态的研究范围,有的则完全可以被罪数形态中的其他概念消解。

简介：通过文献分析，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责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研究水平上，研究方法单一且落后。大陆法系刑事责任和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理论平台，并不能进行单纯的类比，二者的生成都是语境性的，是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我国传统刑事责任是个伪命题，其传统的概念必须被改变，应实现概念的从结果到过程、从对行为人处遇到对行为人定罪的转变，如此才能相应的真正改变刑事责任研究地位上形式主义和内容上的概念主义。

简介：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一项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关注民意。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既要独立于民意,又要倾听、引导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为此,应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民意发现机制,同时规范媒体的报道,提升公众整体的法律素质。

简介：我国的证据立法必须达到四个目标：内容上是良法；形式上简洁、统一；实施过程富有效率；实施结果得到普遍遵守。通过分析上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考察国外的证据立法模式，我国应当采取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充实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

简介：司法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需要落实不枉不纵的刑事政策，更需要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纠正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制定并落实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考察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原因，更有证据审查模式不健全的弊病。实践证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无法有效审查核实案件事实，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并纠正冤假错案，因此应转变证据审查模式，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落实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

简介：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我国面临刑事辩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完善提供了契机。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遵循“繁简分流”构建层次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进行划分，根据案件繁简、轻重不同适用不同类型援助律师并完善相互衔接机制。在供给侧方面，改革行政化的法律援助供给结构，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形塑值班律师机制、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公设辩护人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模式。

简介：“皮革喷雾剂案”是德国刑法上处理不法集体决策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理论在区分被告入行为基础上分别予以归责的方法，在联邦最高法院那里转变为双层次的“结合公司的考察方式”，因为与个人决策不同，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和归责与组织体的内部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皮革喷雾剂案”在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探讨该案对我国追究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刑事责任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介：随着刑事和解实践的逐步深化，诸多制约刑事和解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不断凸显，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构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程序规范并有湖南特色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需要在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和法治结构功能、建立科学配套的刑事和解办案质量考核考评机制、科学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办案程序、引入第三方参与的民主司法机制、提升和解公信力等四个方面探索深化。

简介：各国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在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所预期实现的主要功能。根据其功能欲求不同，可以将各国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分为以追求案件事实真相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以实现诉讼功能为目的的机构设置模式和混合式的机构设置模式。应当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三大核心要素，即领导机构、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着眼，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模式的研究。我国应当在坚持现有模式的基础上，遵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基本规律，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领导机构及各具体内设部门等方面予以完善。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