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事实错误，是指教唆犯、帮助犯所认识的犯罪与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在行为的事实情况方面虽然不符，但二者的犯罪构成要件相同。就这一问题而言，法定符合说相对合理。有关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错误，教唆犯只有在实行犯的实行行为与其所教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性时，才应对实行犯的既遂负责。针对实行犯所造成的过剩结果，教唆犯并不负责。不同的共犯形式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行为规范，但是，当它作为行为规范发生作用时，作为一种故意，在一般人的认识层面上发生重合，因此，可以在有责的违法限度内，成立其中较轻的共犯形式。

简介：性恶论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由于性恶而使得“礼”的产生成为可能,“礼”的约束成为必要。在对“礼”的阐释上,苟子强调了它作为法的特性和功能而淡化了它作为道德的特性和功能,从而使得荀子的“礼治”带有了明显的“法治”倾向。

简介：本文分析了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指出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有:社会控制力的弱化;流动人口社会适应性较弱以及我们打击流动人口犯罪乏力;最后认为只有从解决流动人口面临的困难与打击少数流动人口犯罪着手,双管齐下,才能遏止流动人口犯罪高涨的问题.

简介：我国之所以公民不能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依法治税难以推进,政府收入紊乱,乱收税乱收费难以消除,财政面临严重危机,公共财政难以建立,宏观调控能力被严重削弱,统一市场难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税收观念存在重大的错误:将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等同于纳税人权利的全部,纳税人意识被异化为纳税意识,从治民到治吏的税法定位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事权与财权的对称等同于事权与税权的对称.因此,必须纠正和更新我们的税收观念.

简介：不同于传统国际法理论,国际环境损害责任不以国际不法行为作为责任的必要构成要件,责任主体多样化,不严格适用过错原则。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呈现出私法化的趋势。在引入损失分担原则后,严格责任被适度软化,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归责原则实现重构,私法化倾向大致体现三个方面,国际法委员会的立法态度,国际造法性条约实践及其解纷方式,责任制度的模式选择。私法化趋势应强化国家补充责任理论的运用,坚持损失分担和风险预防原则,适度软化严格责任,赋予解纷机制以污染者付费的内涵,还需正视传统国家责任理论的运用,加强国际环境法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有机互动。

简介：当正犯产生具体事实认识错误时,对于共犯的归责应当以刑法谦抑性的理念为指导,坚持共犯从属性说,先对正犯的行为予以归责,在此基础上将正犯行为的违法事实归属于共犯。当正犯出现具体事实认识错误时,对正犯本身的归责应采具体符合说。对教唆犯则应当予以不同的类型化认定。当正犯的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时候,教唆犯与正犯在主观上均成立故意。当正犯的行为对象是特定的时候,具体应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当正犯成立故意时,共犯应当被认定为过失;二是正犯与共犯在主观上均被认定为故意。此外,对于教唆自杀和帮助自杀的特殊情形,尽管其不同于从正犯到共犯的一般归责逻辑,但也应当根据具体事实,参照正犯与共犯的归责逻辑,分为不同的情形对其予以类型化地认定。

简介：德国民法典第119条以下是对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笔者拟从教义学角度阐释德国法上错误撤销的限制。笔者以为,对于德国法上错误撤销限制的情形大致包括制定法的限制和制定法外的限制两方面。超越制定法的情形是本文主要论述对象。这种限制错误撤销的情形,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因此,与制定法规定的限制情形相比,通过法学方法发现的限制毋宁说更为重要。这类法学方法包括：价值矛盾的解决、目的性限缩和规范矛盾的解决。

简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应当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不当行为相并列。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为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行政单选规则与行政多选规则、行政法上位法与行政法下位法、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条款项的适用错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使行政权游离于立法权，使法律行为背离法律事实，使行政主体否定行政客体，使程序规则超越了实体规则。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行为予以部分撤销、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或补正，这些方面应当是主要思路。

简介：我国公务执法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冒充执法人员诈骗的案件也频繁发生,这导致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执法相对人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认识错误的案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结论,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具有重大实务意义。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问题,与此要素在妨害公务罪中的体系地位密切相关。认为公务行为合法性是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被认为存在刑事政策上的难题;而客观处罚条件说则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也无法妥善处理基于合理原因的认识错误;违法要素说没有成功区分合法性的基础事实和合法性的评价本身,并且与二分说一样,都建立在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等于反抗行为的违法性这一错误假设基础之上。既然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构造是反抗合法的公务行为,那么,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就应该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至于构成要件要素说可能引发的刑事政策上的难题,可以通过行为人所属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和未必的故意理论来解决。

简介：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接受检察机关的抗诉，对民事案件提起再审后，经审理认为原裁判正确合理时，通常在民事裁定书主文中，以“驳回检察机关抗诉”的形式维持原判。关于以“驳回检察机关抗诉”的形式维持抗诉再审案件的做法是否合理的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较大的争议。持肯定观点方的主要理由为：一是此系审判实践中长期以来的习惯作法；二是检察机关抗诉是导致审判机关对案件提起再审的直接原因；三是民事抗诉案件与刑事抗诉案件一样，提起抗诉的同样是检察机关，因此对于维持原判的民事抗诉案件同样也可参照《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规定，

简介：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有多种情形，司法实践中，比较集中的财产保全赔偿纠纷包括三类：一类是申请保全人在原审案件中败诉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第二类是申请保全人在原审案件中部分请求未被法院支持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类是申请保全人在保全后撤诉或不到庭应诉而视为撤诉，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保全错误是否赔偿损失应具体分析，应当根据保全申请人的过错程度、权利行使是否符合比例、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来判断财产保全是否错误，是否应当赔偿被保全人的损失。在认定保全是否错误时,应当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因果关系的直接程度，通过主观层次、客观层次、利益权衡及诚信原则来判断和认定，在认定保全错误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损失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赔偿。对于没有产生损失的，不影响对财产保全错误的认定。

简介：对于动机错误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二元论者囿于“错误”是“表意人非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理念，不得不将“性质错误”拟制为内容错误，将双方动机错误置于错误法外救济。此种处理模式导致错误理论日益复杂化，难以把握。一元论为了将动机错误从可救济的错误中排除出去，主要采用列举或者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列举方式的优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缺点是难免存在遗漏；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无法妥善解决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的动机错误与双方动机错误问题。我国可以借鉴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优点，尝试采用第三条路径，即“统分结合模式”：“分”就是坚持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统”就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主观行为基础错误、性质错误以及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成为行为人发出意思表示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的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一体纳入《民法总则》148条予以救济。

简介：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跨世纪的一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相应变化。为了使大学生能够真正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对大学生中占有一定市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表现、成因及纠偏对策进行探讨已成为教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简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案件包括“行为人”与“犯罪事实”两部分，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面临的阻碍一部分是由“行为人”所引起，而另一部分则是由“犯罪事实”而引起。刑事强制措施一方面通过排除“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保全被追诉者；另一方面通过排除“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保全犯罪证据，以此来达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最终目的。包含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理念上认为刑事强制措施具有教育、惩罚等功能，实践中则对预防性羁押予以广泛适用。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突出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指向性，纠正实体化的错误偏向。

简介：当表意人基于对法律的错误而做出意思表示时，我国实务界和学界的立场是一概不赋予撤销权，但依据并不充分。德国法上，法律效果错误（Rechtsfolgeirrtum）是特殊的错误类型，多数说视之为动机错误，而判例认为其可能成为内容错误，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并从中发展出“被扩展的内容错误”理论；日本法上，现行民法不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判例中虽有法律错误（法律刃错误）的类型，但不存在独立的评价体系，可撤销与否的判断依赖于对《日本民法》第95条的解释。通过判例类型的比较发现，我国法上所说的法律错误和日本法是一致的，但德国法上的法律效果错误是我国法和日本法上都不曾有的独特概念。笔者从德国民法的概念中抽象出“法律效果错误的法理”，用以解释我国《民通意见》第71条中的“行为后果的错误”，并尝试在我国法的框架之下对法律错误进行再构成。

简介：相比传统交易方式,互联网交易中的表意行为具有自动化、电子化、易复制、快捷性以及格式内容的决定性等特点。互联网交易中意思表示错误的类型多元化,但现行处理这类错误的法律规则存在概念混淆、撤销意思表示的要件缺失、依赖利益保护制度缺失等不足,应当根据不同的错误类型,对规制意思表示错误的相关法律规则进行重构。

简介：杨鸿烈先生是著名的法史学家,其《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被誉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法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向来为学者所称颂.自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①然而,纵观《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诸多版本,里面均有一例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非常明显,却鲜为人道.

简介：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简介：<正>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先生的地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既是一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尽管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其活动的中心和基点始终在于实践,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为之竭精殚虑、身体力行,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修订法律实践。可以说,沈家本后半生的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正是在修律活动中,他的才华与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因此,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

简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分别使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制作成六种文本，这六种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其中的中文本于2005年10月27日经我国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批准，成为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果对照阅读公约不同文字的文本，人们会发现“公约”中文本第57条第3款的表述与其他文字文本的表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表述上的差异可能使人对第57条所确定的“资产的处置和返还”原则产生不同的理解，令人遗憾的是，产生于中文本的理解明显不符合该原则的内在精神和法律的基本逻辑。